在这个春暖花开，气候宜人的日子，由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院长赞助设立在宗教中心儒学-儒教研究所的孔教儒学基金“中和论坛”开坛并举行两场学术讲座。应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宗教中心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韩星博士的邀请，台湾明道大学中国文学系李增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曾春海教授于2008年4月3日上午和晚上分别在我校雁塔、长安校区图书馆报告厅做了两场学术讲座。论坛将长期由宗教中心儒学-儒教研究所与图书馆合办。   

“中和论坛（讲坛）”开坛辞

——历史文化学院、宗教中心儒学与儒教研究所  韩星

2007年12月20日，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立孔子铜像揭幕仪式时，为儒学-儒教研究所捐款十万元，支持我校儒学、儒教及传统文化研究。按照汤院长的意愿，希望以这笔资金的一部分在学校开设高层次的学术思想论坛和普及性的学术思想讲坛。我把这个论坛和讲坛（还没有开始）命名为“中和论坛”和“中和讲坛”。有同学问：“为什么叫‘中和论坛’和‘中和讲坛’”。我阐释如下，作为论坛和讲坛的开坛辞。

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宗教、哲学中，都不约而同地有中道思想，并且以不同的形式——神话、格言、教义、哲学论著等表达出来。如中国《周易》、孔子及《中庸》的中和（中庸）思想，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古印度奥义书、吠檀多“不二”哲学及后来大乘佛教龙树的中观（空观）哲学，还有伊斯兰《古兰经》中的中道思想等。这些中道观在各文明的早期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差不多成为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现象，对后来的文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除了中国而外，其他文明都没有走“中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态，构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

中和之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着其它民族不可比拟的重要性，相对于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华民族最具有贵和尚中精神的民族。中和之道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绵延之久也是其它民族无与伦比的，这主要是儒家的功劳。从尧舜禹的“允执厥中”，汤之“执中”而政平，文、武、周公的治中以施仁，直到孔子出以“中庸”之言，发以“中和”之德。后儒对中和思想进行了许多发挥，最有代表性的是子思，他在《中庸》中一开始就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和”是天下的归宿，达到中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万物顺利生长。孟轲又补以“权”变，明其应用。宋代理学家尤其崇尚“中和”，认为“中和”是“理”的极致。儒家的“中和”思想，经过历代儒者的努力弘扬，渗透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哲学、艺术、伦理等各个方面，成为大至国家政治，小到个人生活的基本态度、方法甚至理想，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使中和之道成了治国安民的根本哲学与根本法则。同时，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影响很大，构造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开始越来越激烈地偏离了中和之道，走上偏激、片面之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也是以革命、斗争为目的，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以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至今都没有恢复过来，甚至在许多方面还变本加厉，每况愈下，令人忧虑和伤悲，以至于寝食难安。但是，中和之道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在被人们普遍认为的20世纪许多激进的革命家那里，实际上也在“大偏”中走的是小“中”，这应该就是“偏为正用”。毛泽东在《致陈伯达》、《致张闻天》的信里就对中庸思想作了中肯的评价，他的革命道路总体上的偏激的，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整体偏颇的事业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时时刻刻在反“左”和反右，尽可能地把握中道。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偏向重新不是中和之道本身之过，是没有走中道之过，这只是一种转变时期的特殊情况，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是中国历史曲折前进的一个必要环节。经过“曲为正用”，中国文化一定会走上大中至正之道。然而任重道远，思而治之，我觉得惟有先从思想学术上把问题的症结找到，把思想的混乱理清，把学术的偏失摆正，才有可能谈到实际上扭转历史的偏向。所以，我将以儒家“中和之道”为基本理念，守中道而能兼容，以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基本品格，弘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奠定学术的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竭尽思想的能力。

第一场：汉代《淮南子》对先秦儒道法道德之融合

 （历史文化学院06级中国文化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杨永亮）

4月3日上午10点半讲座正式开始。首先，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宗教中心儒学与儒教研究所所长韩星博士对李增教授做简单介绍。李增教授早年毕业于外文辅仁大学，获文学博士，后长期在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任教，退休以后受聘于明道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业专长是中国哲学史、道家、两汉思想史，著作有《老庄轮道之研究》（博士论文，后正式出版）、《淮南子》系列研究，《先秦法家哲学思想》，还对董仲舒有许多研究，即将整理出版。

在下来的讲座中，李教授首先表达了自己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等，他没有明显的学派偏见和固守，注重多样化、能兼容并包，强调学术研究从原典出发的重要性。然后，他介绍了先秦儒道法各家关于“道德”的内涵、演变与发展，特别强调法家不象人们印象中的不讲道德，其法治思想中有也有一定的道德底蕴，杂家是“集众美”而不是杂乱无章。他重点分析了汉代《淮南子》怎么对先秦儒道法各家关于“道德”的吸收、融合、消化，进而创为一家之言的学说的过程，认为《淮南子》是消化吸收先秦诸子学说的集大成者。李教授的研究方法是中西哲学的融合。他熟练地运用西方哲学概念、范畴分析各家的哲学思想体系，能够突破以往学派的定论，对同学们很有启发。李教授知识渊博，思维缜密，语言风趣，博得同学们阵阵掌声。演讲结束后，同学们踊跃向李教授请教提问。针对同学们关心的诸如两岸文化传承，汉字字体演变，教育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最后，韩星教授对李教授的演讲做了简评。他说，李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教学，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宽阔的学术胸怀，对中外哲学能够兼收并蓄，使得他的思想比较超越。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治学态度和从经典出发，希望同学们能够重视。

第二场：儒学对当代西方心灵困境之启示

 （历史文化学院07级中国文化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王宇鑫）

4月3日晚七点，由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曾春海教授在长安校区图书馆报告厅给我们做了题为《儒学对当代西方心灵困境之启示》的报告。报告由陕西师大宗教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吕建福教授主持，陕西师大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学智教授点评，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宗教中心儒学与儒教研究所所长韩星博士出席。报告内容精彩，语言简练，赢得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在报告中，曾教授讲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权钱交易中日益迷失自己。虽然西方人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都市生活的丰衣足食，但是，他们的心灵却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日益世俗化，因而导致了所谓的“三大文明病”现象的出现，即自我的疏离，历史文化的疏离，我与他者的疏离。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曾教授指出主要有三点理由可以解释：一是传统的希腊哲学受到冲击，希腊哲学中所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日渐被西方人所遗忘；二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淡化，西方人对上帝的热爱和虔诚不再那么强烈的渴望；三是现代市场经济这个强有力的催化剂的推动，促使西方人的心灵世界被现实的物质利益所诱惑，一味的追求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导致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虚缥缈，出现了心灵困境的局面。而解决这一困境局面的途径就是儒学，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说教能够填补西方人的心灵孤独与寂寞，给其以慰藉。

其实，不仅仅当代西方社会存在心灵困境的现象，在中国也存在。值得深思的是，儒学既然可以救治西方人的心灵困境，那么它是否也能够给中国人提供走出心灵困境的有效途径呢？笔者认为，思想精神需要不断地碰撞与交流，彼此吸收且融合各自精华之所在，而且这种精神的互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我们重视儒学的内在精神，深入发掘其精髓，将之广泛地发扬光大，必然能成为一个心灵慰藉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