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1927年11月生，江苏南通人，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现任清华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等。
张岂之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历史研究，主持过多项重大科研项目。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1-2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上、下)。8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以来，他主编或自著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70万字版、35万字版)、《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等。
一迈上“名家讲谈”的讲台，张岂之先生就自请辞去主持人在介绍时加在他头上的“国学大师”桂冠。进而他抛出一个观点：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在1927年以后已经不存在了。因为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后，由于学科的分类，从此中国没有再产生国学大师，产生的只是中国文学史专家、中国思想史专家或者是中国哲学史专家、中国美术史专家等等。
一番话让读者顿时肃然，这是一位锐气仍在的老者，一位严谨有加的学人。
现场内容
张岂之先生年已八旬，虽然长期浸淫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他仍对这样一个颇具现实性的课题感兴趣：企业家与中华文化。站在这个讲台，张先生大声说：“优秀企业家，应该是可称之为‘儒商’的人；要成为这样的人，《论语》、《老子》是不可不读的文化经典。”
传统文化可让人站得高看得远
张先生开宗明义地认为，中华文化中具有提高企业品格和水平的智慧。但他也直率地指出，当企业遇到经营管理或是技术上的问题，并不能期望直接从中华文化里得到具体的回答，应该用专门的学科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不管你从事企业管理或者其它的工作，都需要有一种深刻的理论思维。例如从儒家那里得一个‘仁’字，道家那里得一个‘道’字，从百家那里得到一个‘忧’字，就从这三个字来看，虽然不能解决企业中具体的技术问题或经营问题，但是能让我们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从更加宽阔的背景上去思考。”
他向在座的企业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通过修习中华传统文化，补上另一部分体验性的思维修养。“因为企业家绝大部分是大学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大家所具有的知识大多数是实证性、可证明、可量化的知识。但我觉得只有这些以及科学经营管理的方法好像还不够，还要补上另外一方面的修养，就是要学会自我体验。这种体验性的修养，往往是学习人文学科的朋友们体会得比较深，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得到启发比较容易。”
中华文化能帮人体验一种境界
张岂之说，中华文化里面的智慧就有这样一种作用，能帮助我们体验一种境界，让很多事情豁然开朗。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引用宋词来表述人生的三种境界，一直到今天都可以给我们启发。书中说，古今以来成大事业者，做大学问者，莫不经过三种境界：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很寂寞，但是是做大事业、成大学问必须的开端；第二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很困难，但是要坚持，而且无悔；第三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要寻找的人，突然在灯火阑珊处出现了，那种胜利的喜悦无法言表。做企业也是一样，想取得成功都要经过这三种境界。“这些表述启示并没有帮我们具体解决企业中的问题，但是理论的指引绝对可以给人启发、助人成功。所以，企业家们在自己原有实证性知识、量化知识中融入这种体验、思考，精神上会更加充实和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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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问答
观众一：“国学”近年来比较热，但是公众对于它的概念认识还是比较模糊，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张岂之：这几年在媒体上以及现实生活里头都经常可以看到“国学”这个词。实际上，“国学”本义是指在西周时期，没有私人讲学的背景下由政府来进行办学的机构，就叫做官学，也称之为国学，距离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第二层含义，就是19世纪西学东渐，当时中国有些学者们为了区别中国本土的学问和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就称本土的学问为“国学”。到20世纪初，有些学者提倡“整理国故”，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我们民族留下来的丰富的遗产。清华大学1925年到1929年，这四年期间办了一个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在开学典礼上解释：“国学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
但我觉得媒体尽可能还是用“中华文化”这个概念比较好，因为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在工作、生活、居住，一提中华文化大家都能认同和明确。而“国学”很容易引起多种理解，所以用起来必须要给它一个确凿的含意才比较好。
观众二：在处于21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年轻人或者下一代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灌输到他们的思想里面去呢？您觉得像前几年的“读经运动”、于丹解读《论语》这些是恰当的方式吗？
张岂之：我们已经有很多学人在如何普及中华优秀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都应该肯定的。我觉得我们要普及中华优秀文化，一个一定要利用我们现代的传播手段。今天光靠印刷书或者发表文章一定远远不够了，一定要有大众的媒体，通过媒体很严肃的对待中华文化，哪些是我们应该宣传的，哪些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提供更广泛讨论的氛围，应该效果会比较好。此外，现在很多大学里头都开始有中国文化课，选读的学生很多，效果也非常好。再有，我们现在很多经济论坛上、关于社会问题的论坛上，都增加一些关于中华文化的发言内容，使得朋友们也有机会就中华文化的问题进行讨论。
不过让小学生系统的读经，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我认为小学生主要还是要学习科学技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让他们用假期接触学习一下还是必要的，但过大分量的读经，可能就让他们负担过重了。
观众三：您认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何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该如何分辨？
张岂之：总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和“会通”精神。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中华人文精神的特征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有理想的人；重视家庭伦理在社会中的地位，希望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种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美德：积极进取，坚韧不拔，敬老养老，救济孤残，勤俭持家，修身齐家治国，这些美德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古代的人文精神，在某些方面也被引向片面化和绝对化，比如过分地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制度和法治，塑造所谓“圣人”，将其描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从而忽视社会整体对社会发展进步所作的贡献，等等。
“自然”精神，侧重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表现得很充分，“道法自然”就是基本出发点，追求“天人合一”的协调。
“奇偶”精神，要求人们从“奇”和“偶”中探索自然的奥秘，寻找和把握人与自然的规律，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庸学说、宋儒的“一分为二”学说，等等，无不渗透了“奇偶”精神。
“会通”精神体现了文化的兼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它勇于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与本土文化融合贯通。如先秦诸子学说的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如儒、法、道的融合互补，如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如清末民初的西方文化的传入，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雍容博大。
传统文化里确有糟粕，确有精华。要区别起来其实并不难，关键要认真开展学术研究。传统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缺乏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此外，还有在长期农业经济和专制主义下形成的“国民积习”乃至“封建迷信”，以庸俗价值观为核心的“处世之术”等。如果这些陈腐的东西清除不彻底，仍将是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因此，对于残渣泛起，以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冒充精华、为牟取私利而打着“国学”招牌的现象和行为，应当加以曝光，使之偃旗息鼓。人们在观察问题时，不可以此支流作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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