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见于周代,其原义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国学”一词,出于《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与之相似的还有《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这里的“国学”,就是指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周代的教育,有国家教育与地方教育之分。地方教育称“乡学”,学校类型有“校”、“序”、“庠”,设在地方的自治单位“乡”、“遂”之中,并由司徒和遂大夫职掌。国家教育称“国学”,设在王城,由乐师、大司乐等官职掌。可见,国学的原义,是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它与地方的乡学相对。

　　周代国学,又有小学和大学之别。按照《周礼正义》所述,周王国的小学,建在王宫南大门的左边,由师氏职掌。而王国的大学,建在国都之南郊,包括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五所,由大司乐职掌。小学和大学的学生称为“国子”,主要是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之嫡子,他们皆贵族子弟,以与乡学中的平民子弟相区别。子弟八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六艺”之文和基本的生活规矩。国子十五岁从小学升入大学(大学的国子还包括乡遂所推荐的贤能),在大学里,他们因时因地依次到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之中学习干戈乐舞、礼仪典书,大约九年之后毕业。大学教育的目标和步骤,按《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可见,大学教育之道,就是要让贵族子弟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德。在周代,由于大学教育是贵族子弟成才的高级阶段,它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修己治人”之才的使命,这使得大学成为周代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以至于人们有时把国学与大学教育等同起来。

　　后代的国家教育,明显受到国学的影响。周代以降,为了教育王公官僚子弟和平民俊秀,培养人才,各朝代都重视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其中,汉代有太学;晋武帝又设国子学,以与原有的太学并立;北齐为国子寺;隋唐宋时国子监下辖太学、四门、国子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为国子监,它们都是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秉承了周代国学的职能。如果说,周代国学的教育内容是礼乐文化,那么,周代以后国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如汉代太学,主要教授《周易》、《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五经;唐代太学、四门、国子学的生徒要学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周易》、《孝经》、《论语》等经,闲暇时还可兼习《国语》、《尔雅》;北宋国子监的课程和教材有:《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南宋时国学教材在北宋经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朱子的《四书集注》和《仪礼经传通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和《春秋传序》等;明、清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也主要是“四书五经”,而且“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的《易传》、朱子的《本义》;《书》主蔡氏《传》;《春秋》主《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主古注等等。可以看出,秦汉至明清,国家的最高学校名称虽各异,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教材亦有变化,但它们基本秉承了周代“国学”作为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的原义,其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实际上与周代的“礼乐文化”一脉相承。一句话,在古代,国学就是国家办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之才。

　　进入近代,国学的内涵发生了嬗变,国学不再是指国家的教育基地和学校,而是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总体,期间并有“中学”向“国学”转变的分际。19世纪中叶,挟裹着军事经济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由此,古代的“华夷之辨”转变成“中西之辨”。在中西文化的颉颃中,中学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实现富强,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以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及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主张在坚持孔子之道的同时,学习西方的技艺器用,他们的主张后来被提炼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其中的“中学”,就是指以孔门之学为主的中华固有的学术,它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工商法律等知识相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章太炎认为,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根本,国学亡而国必亡,国学兴而国自立,国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存亡相依。章太炎指出,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相对于“中学”,此时的国学已无“以孔门之学为主”的强调。而章太炎的国学观,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知识界对国学的基本看法。

　　当然,由于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其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因此,说到国学的具体内容,以胡适为代表的“反传统派”和以梁启超、梁淑溟为代表的“传统派”便出现了分歧。反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侧重于古代文学史、史学考据文献及诸子作品;而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主要是指影响中国人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儒家经典。就学习国学之目的,反传统派是要清理一段中国的历史和学术史,批判传统儒学的弊病,从中寻找几点与西方现代学术相契合的“真价值”,以便接引西方的知识,在中国“再造”现代文明。相反,传统派研究国学之目的则很明确,他们相信中国固有学术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希望人们熟读儒家经典,体验其中的“活灵魂”,并以之修身践履。

　　由上可知,国学的概念及其内容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然而,除“反传统派”外,人们对国学的看法,在不断变化中有一不变的红线:即不论是周代的官学、中世的士大夫,还是近代的“传统派”,人们把国学当作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观的载体,它就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这就是国学的内核所在。

　　如果明白了国学的内核,今天我们学国学、读国学,面对的就不是让人畏惧、无处下手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而是以儒学为主脑,在研习四书五经的基础上,适当可以旁及先秦诸子、佛道之书及诗词文史。兹不揣固陋,列一国学书目,以供普通读者参考: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史记》、《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楚辞》、《文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唐宋文选》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