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中国人在现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它与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和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结构性的中国化，变成毛泽东思想，成为现代历史最强大的思想潮流，是不好否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儒家思想传统体系结构的现代形式，与前现代儒学是融通的，是割裂不开的。

　　不少人都提出五四之后的反传统潮流，孔子近现代遭到的“不仁”待遇，提出“批林批孔”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格格不入的根据。一位现代新儒家的提法很流行，说保留儒家传统，中心在边缘，在台湾、港澳和海外；曾是传统中心的大陆，现在变为边缘。理由是大陆是西方思想统治，马克思主义反掉了传统。这是很表面层次的理解，而从深层结构看是不足为证的。我多年来所做研究，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传统的关系。我将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整体系统进行比较；这样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式其实是中国（或儒学）传统结构在现代历史条件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这一发展的集中体现。适当的表述应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装备、使儒学（和中国传统）获得发展的形式，在体系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指出毛泽东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从儒家思想汲取了大量成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户形式，大量是对前现代儒学体系的再阐释和改造。这种改造表面上造成一种反传统印象，但在深层却没有将结构推倒重来，而是运用现代语言在现代语境中的基本体系结构保留。前现代儒学结构中的观念，没有消失，而是在换得一套全新的现代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弘扬。这是需要细致的嫠清分析工作才能认识的。例如，以“中和”思想为例，原本对人与人之关系的重视，追求社会和谐和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其现代形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是“为人民服务”，是将“仁”视为众生平等，将“礼”视为做好本份事而阐述的。有位网友说：“官，民，士平等为仁；人民安心做好本职工作，造导弹，扫大街无高低贵贱，又同时敬老爱幼为礼。”　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表述和发展。刘少奇会见时传祥是个典型事件。人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由于职业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新话语不仅阐述了和谐，而且还阐述了和谐的根本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分开的；历史性、政治性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中西方两大思想传统有结构性差异，但马克思主义是比西方其他思想更多、更深地与中国儒家传统发生对话的。近现代众多西方思想学派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下来，正是它比西方其他学派对儒家体系有更大融通性。再加之历史和社会政治条件更造成融通的契机。在这个问题上应有大块文章可做。至少，马克思思想的“没有上帝”相对于传统宇宙观的根本变化和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对西方结构的异军突起，具备了与中国儒学和其他思想传统对话与融通的可能性。

　　儒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相通一面大于分歧隔阂的一面。而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却存在与这两种形式的中华民族精神不可逾越结构性差异，它在中国的传播是与儒家和传统中国体系相抵触的，是西方特有封闭体系对中国开放体系的强加。不加改造，西方自由主义必然是对儒学、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形式一种削弱力量。西方自由主义如不经过结构性改变，只会带来系统紊乱。在这种问题面前，“后现代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可以互相打开相通的门，共同在改造“自由民主理论”上发挥历史作用。

　　传统儒学要发展出一种后现代体系，在于它要回答后现代的问题和对世界未来作思考。但是，这是一条不平坦的路。但是一条必走的路， 是一条今天国际国内形势下走向光明前途的路。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