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统治中国学术思想长达二千多年，是民族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譬如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忠恕的伦理思想，致中和的文化思想，乃至学思结合、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都在价值观念的根基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先民的思维方式二千多年。儒学在当代的出路和命运问题，涉及到中国文化发展的生命，涉及到21世纪中国文化精神、哲学精神、伦理精神和政治精神发展的合理的方向。

    公元二○○四年（农历甲申年）被学界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读经大讨论、阳明精舍会讲、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原道》十周年纪念会、曲阜首次官方祭祀孔子等文化活动，都象征性地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价值的儒学复兴运动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强势展开。

    文化精神的向传统回归，增进了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并在历史延续的意义上护住了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根基，因而其意义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然而在社会性的儒学复兴运动之中，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作为观念性质的儒学在参与崭新时代的文化精神重建的过程中，是应该走向以阐释、注解儒家原典并在观念上过多地停留在儒家原教旨主义为特点的复古性质的方向，还是应该走向以整合儒家原典，并在观念上采撷世界文化的精华作为自己发展的营养和参照为特点的创新性质的方向？

    我们看到，无论是当代大陆新儒家主张的复古更化，以孔子诞生日为孔诞节或大成节，还是儒教国教化，以公民宗教重建儒教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与时代精神脱离的复古的特点。在现实上难以操作，在理念上也不符合基于时代的进步性；事实上体现了大陆新儒家远不够理性的思路特点，体现了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代学人要求维护民族文化道统传承的强烈的执着心导致的思想上的盲目性。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时代是不断发展的，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无论是在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方面，都存在一种古不如今、今必胜古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必然性。不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就将在本质上否认基于历史的社会整体发展的不断向上进步的基本规律。

    既然社会历史在思想、文化上的发展在整体上是今必胜古、不断进步的，那么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的人们，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整合既往的全部思想、文化成果形成自己时代的崭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体系，而要经常地非历史性地回到二千多年前的一个同我们完全隔膜的时代的古人的思想中，去寻找和确证我们今天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理由和全部意义的价值根基呢？基于历史性的原则是，我们不应该更多地从我们的先人那里去寻找我们的观念和价值的源泉，我们应该不断地形成我们时代自己的观念和信仰的希望和根基，我们应该不断地以今天时代的楷模和英雄来充实我们精神信仰的思想体系和道德灵魂。

    关于儒学的宗教化，我认为那是混淆了世俗的哲学学说和出世的宗教信仰的原则区别。作为社会观念、思想的哲学研究的是经验世界思维的基本规律，它不具有纯粹的出世的思想和信仰的基本特点。而作为人类精神信仰的宗教宣教的乃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的思想和神的启示，它的出世的一面是使信神者有修炼得度的机会，其世俗的一面是以对神的思想的信仰来保证社会的道德的一定的层次和水平。而以一种假定的思想来保证社会的道德是荒谬的，以能够保证社会的道德作为宗教存在的理由而观念上认为神的存在勿需证实和事实上不可证实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谎言不具有保证社会存在的思想观念、价值信仰的任何意义。儒学的创始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道德上的圣人，不具备超自然的特点和力量，也无法保证自己思想、学说的出世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主张以儒学为保障民族思想、信仰的儒教，是错误地理解宗教出发点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宗教信仰和世俗思想、政权的无原则的结合是对宗教精神的亵渎，以宗教来阻止处于根深蒂固的局限中的人类生活的世俗性是否可行也是一个问题。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儒学本身即是具有历史的复古性的思想体系，以这种自身具有复古性质的儒学思想作为我们今天时代人们基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来源，并在政治的、文化的基本精神上主张复古更化、儒学国教化等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上的倒退，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向上、进步的特点和基本规律。正确的道路是，以创新的思路吸收人类思想发展的全部合理性的成果，优势互补、融会贯通，打造具有崭新时代性和历史先进性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的体系，作为我们时代思想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源泉和根基。

    儒学具有追求道德人心的净化和高尚的人格境界的切乎人类生存本质的伦理上的坚定性，具有在基础的意义上为人类社会的充分道德化和充分完善化奠定根基的仁智合一的理论上的合理性。但这种道德本位的追求仁智合一、尽善尽美的一元完善性的文化体系，在远不够完善的道德人性素质下没有能够衍生出相应的现代科学和保障社会民主、公正的现代政治制度。相反，是西方方向的以求真为基础的并不追求尽善尽美的完善性的科学和道德的发展不具有一元同一性的文化体系，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之中发展起来了，并成为当今时代文化和科学精神发展的主流。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道德人性的无可挽回的有限性，都证明人类并不具备追求自身发展的尽善尽美的完善性的可能和必然性。因此以道德本位为特点、追求仁智合一的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的儒学的一元主义的完善性只能存在于理论中，作为人类向往神性精神的一种象征，给信仰和科学分离的世界提供一个倾向于出世精神的思想结局，在历史的意义上，它并不具备纯粹的现实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现实的多元世界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理性与意志、道德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不同倾向的极端之间寻找一种理论上的调和和折衷，构造一种社会现实重重矛盾中多元主义的协调和平衡。

    美国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再版前言”中说，“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政治的“自由”与文化的“保守”以及经济的“社会主义”追求不是矛盾的，他解释说，（1）我在经济问题上持社会主义立场。我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为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里，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的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由一套劳动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2）然而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这里对政治和自由的定义都来自康德。我自称是自由派，理由是我以为政治领域中主要的行动者是个人，而非集体（无论是家族、公司、教会或种族集体）。我坚持政治应当把公众和私人区别对待，以避免共产主义国家里将一切行为政治化的倾向，或防止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人行为毫无节制的弊端。（3）我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所以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我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首先，它通过最低经济收入原则使人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分。其次，它基于任人唯贤原则承认个人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最后，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去创建未来。

    在今天的时代，丹尼尔·贝尔的选择能给于我们有益的启示。纯粹一元意义的向传统价值的回归、复古性质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学和儒教的重建，不具有足够的思想意义的时代进步性，不具有在多元对立的复杂现实中解决我们时代政治、文化问题的足够的合理性。只有从儒学的追求仁智合一的完善性的具有超越性质的文化智慧出发，结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具有出世智慧和实际可证性的宗教信仰，经由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和宗教领域的对于出世精神和出世智慧的严谨的尊崇，才能合理地构建一种21世纪崭新时代的政治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正确道路，指引我们走向崭新的、美好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