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曲阜孔子书院主办，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编辑部协办，唐山市社科联和唐山师范学院承办的“孔子与国学的新认识”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唐山举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曲阜孔子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等与来自全国的160多位学者出席研讨会。

　　李慎明作了《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观和新国学体系》的主题演讲，李敏生致开幕词并作总结发言。会议由原中国社科院秘书长刘启林、唐山市社科联主席许向斌、唐山师范学院院长范永胜主持。会议的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学研究的经验及教训；国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孔子生平思想及当代儒学；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

与会同志说，在当今中国和当今时代，研究国学，对于进一步弘扬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创新。

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

方克立

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上个世纪起就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太笼统，太模糊，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本不可用（“学无分中西”），作为一时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又边界不清，因此建议不用或“缓行”。然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已广泛流行，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与其建议不用或“缓行”，不如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争取对其内涵和外延达成基本的共识。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

 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

 将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笼统、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略同于“古学”、“旧学”或“国故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和、总称。我们通常说的国学，是指近代分科之学形成之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或者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六艺统四部”，“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中国古代的学问是“通人之学”，主张天地人贯通、文史哲贯通、儒释道贯通、真善美贯通、道学政贯通……而以成人之道为中心。“通”是以类分为前提的，中国传统学术分类集中体现在图书典籍分类中。《汉书·艺文志》将中国古代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隋书·经籍志》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以后不断调整、完善，至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总目》，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系统。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不仅国学是山，而且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座山。就其内容之宏博而言，事实确实如此。就以四部中的“子部”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又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涵盖了哲学、宗教、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艺术、类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每一类都内涵丰富，比如“医家”，最近出版的一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历代中医古籍一万三千余种，其中蕴含着祖国医学的大量宝藏，说它是“一座山”，并非夸张之言。

 有人提议将国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等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我不赞成这种意见。因为国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传统学科体系。它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是从它转型发展而来的，因此就学术内涵来说，二者大量地是交叉重合的。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内容之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工艺、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的内容，甚至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京剧等传统艺术和武术、杂技等等都包括在内。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为一级学科，似乎连逻辑上的种属关系都忽略了，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如果国学只是一个与文、史、哲并列的“一级学科”，其内涵势必要大大窄化，难以将国语、国文、国史、国医、国剧、国画等等都涵括于其中，不能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研究生教育阶段是以分科学习、研究为主，传统国学中的内容都有大体对应的现代学科，因此学位授予应该不成问题，比如小学可归入汉语言文字学，经学可归入专门史。以做人为中心的传统学术的会通精神，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大学的通识教育）培养涵育，比如加强国文、国史等课程学习，加强成人之道的教育，提出学行一致的要求等。

 1913年，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取消经学科，在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标志着在学科体制上传统国学已被近代分科之学所取代。这一历史性转折是在晚清“经世”思潮和西学东渐大潮的影响下发生并逐步实现的，总的来说推动了中国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进步，但也使传统国学面临着生存危机及其“贵通”精神丧失的问题。正是由于对“旧学将亡之患”的忧虑，才激发了上个世纪与“救国”、“保种”相联系的国学复兴运动。

“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口号。其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不是保守派人士，而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复兴古学的目的，是用来为“兴民权、反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比如将“国学”与“君学”区别开来，以先秦诸子学为未受“君学”、“异学”浸染之前纯正而健全的中国学术文化，即“古学”、“国学”，因此，复兴古学就具有了“激励种性”、“排满革命”的意义。他们认为先秦诸子学与近代西学是相通的，保存国粹与引进西学并不矛盾，藉西学之新理、新法来发明古学新义是他们研究国学的基本思路。

 虽然章太炎等人早以“整理国故”为职志，但真正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学运动，还是在“五四”以后。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标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旗帜，即以“整理国故”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整理国故”的方法，胡适将其归纳为“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进而化约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八个字，即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来整合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学的求证归纳法。这种被认为是汇通了古今中西思想精华的科学方法，很快得到“古史辨派”、“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化派人士的认同和响应，出现了一场参与者众多、影响深远的“整理国故”运动。同时它也受到国粹派、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内部激进派的尖锐批评和质疑，形成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国学大论辩。国粹派、学衡派批评胡适等人对国学缺乏同情的了解，过分强调“以西衡中”导致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则批评“整理国故”的倡导者是要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为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涂脂抹粉，“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客观上阻碍了中国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集中反映了当时各派文化理念的矛盾和冲突，但在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那就是都不赞成将国学运动引向复古主义，都赞成对西学采取开放的态度，都意识到重建国学是再造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着复兴国学和重建国学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它必须与时代的主题以及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因此，在今天复兴国学、重建国学就是要创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新国学。

 按照约定俗成的狭义国学概念，新国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如前所说这是一座蕴藏着丰富资源和宝藏的大山，是一个几千年积累、传承下来的知识宝库。我们必须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对象，首先要把包括古典文献、出土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祖先的丰厚馈赠保护好，保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与合理利用。当然，保存、掌握资料并不是最终目的，还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形成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新国学理论体系。

 怎样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或者说，怎样建立国学的当代形态，我认为袁行霈教授讲得比较平实，就是要有三个“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

 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大家知道，这就是毛泽东讲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批判继承方针。上个世纪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声称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态度，来补救传统国学过于笼统杂芜、没有条理系统之弊。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实践都证明这些并不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批判、重释与重构，弃糟取精，推陈出新，形成真正科学的、传统与现实贯通的人文学术体系，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

 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这就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洋为中用的方针。几千年国学传承与发展中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6世纪末叶以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流更是全面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化而使自己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把自己封闭起来更加不可想象。因此，新国学必须坚持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主义理念，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同时新国学也要把经过科学阐释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传统智慧贡献给全人类。

 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是“古学”、“旧学”或“国故”，但国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让历史倒退回去，不是抱残守缺，迷恋于故纸堆，而是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东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试金石和取舍、扬弃的标准。这就是立足现实、理解传统、古为今用的方针。新国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还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文化大国做出贡献。

 迄今为止的国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国学研究阶段；二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阶段；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研究阶段。所谓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的新国学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新国学是在吸收前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全面总结和清理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文化遗产，构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等等的新学科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科学的认识。新国学不可能再回到笼统囫囵的传统国学，而是要与现代分科之学相结合，深化各学科的研究内容，同时加强与相关学科的沟通，重释和重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使它呈现出当代形态，获得新的文化生命。只有唯物史观才能使这些学科真正成为科学。

 这项工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的，中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不过是继承他们的事业，利用历史给予的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新机遇，把新国学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就拿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来说，侯外庐学派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就以注重“实事求是”和“独立自得”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精神，在清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脉络、建立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密切联系、发掘被埋没的“异端”思想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对国学的内涵和发展轨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匡亚明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项系统工程，丛书宗旨在匡老亲自执笔写的《孔子评传·导论》中讲得很清楚，它所阐明的正是新国学的的基本原则。我还想提到张岱年先生的未完成著作《天人新论》，它对天人、理事、心物、两一、知实、能所、群己、义命等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力图作出辩证唯物论的新解，提出了“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源心流”、“知通内外”、“以兼和易中庸”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无疑也是创建新国学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发。其他如在文学、史学等学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贤们在创建新国学方面也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的事业在今天同样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我们注意到，中央最近把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学科教材编写列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举措对新国学的建设和发展将起到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新国学是实事求是之学，也是与时俱进之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料积累的丰富，理论和方法的成熟，其古为今用的任务可能还会不断有所调整和发展变化，在创建新国学的过程中出现认识分歧和“百家争鸣”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但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会改变，中国人永远需要到它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在近现代学术转型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学必将以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作者：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