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年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亲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被粉碎，从那时起，所有共产党外的高层次政治活动都被有效禁止。

    然而我们不需要因此就对中国的政治进程感到悲观。仅将争论包裹在“民主”和“集权”的条目下，恐怕会遗露掉别的中国政治改革者青睐的选项。

    最近我在曲阜（孔子出生地）附近参加了一个会议，主办会议的地方官员骄傲的说起他们的努力——在“中国文化”的旗帜下复兴儒家思想。

    人们很容易忽视，拥有74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多元的组织。老一辈领导们仍然受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对传统嗤之以鼻，对于任何努力推行有别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他们常常进行谴责（condemn 判刑, 处刑, 声讨, 谴责）。但是年轻一辈的四五十岁的领导们则倾向于支持这些努力，时间站在他们这一边。在那些政治争论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儒家的复兴。

    自由主义者需要担忧吗？从一个重要意义上讲，并不需要。儒家学者——其中很多是党员——他们支持一种更加开放的思想空间，在那个空间里，人们可以争论也可以批评关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新的观点。

    他们指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盛的时期是战国时代（公元前476-221），那时，孟子这样的学者可以公开批评统治者的不道德行为，并能够进一步推行政治变革。去年有一份08宪章，要求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组建一个多政党的执政系统。政府禁止了有关此宪章的争论，我的儒家朋友们对政府这种愚笨的做法表示不屑。 

    然而，他们同时又严厉的批评了这份宪章的内容，他们认为它响应了二十世纪中国自由派的努力，追求全盘西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事实上，即便是自由派学者，如秦晖，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社会批评家，他公开的批评了宪章的主旨。即使政府不对这份宪章进行干涉，它或许已经自己寿终正寝了。

    在儒家看来，任何持久的稳定的政治改革必须根植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这是否表示他们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完全相反。Jiang Qing，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明确批评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他认为主权在“天”而不在国。他主张一种平民的（democratic 民主的, 民主主义的, 民主政体的, 平民的）体制，能够提供更多机会参与政治，然而他却批评民主政治（democracy民主政治, 民主主义），认为民主政治过分关注当下选民的利益。

       Jiang 提出了另外一种政治体制，这种制度可以代表那些在民主国家中被忽视的非投票者的利益，这些非投票者包括：外国人，后代及祖先。他质疑道，对于将来全球暖化的受害者来说，民主会是保护他们的最佳方式吗？

    儒家知识份子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作为支撑中国人民的统一神话已经死亡，那么，当今的中国需要什么作为替代？（stand for代表, 代替, 象征, 支持, 做...的候选人）这就是儒家价值的作用所在了。目前已经开展了成千上万的教育试验，旨在推广以和谐与爱（compassion 同情怜悯）为价值的儒家精神。

    培养了许多中国精英的清华大学（我授课的学校）或许正在引领这条道路。最近，该校将“四书”列为人文学科本科生的必修书目。这些书于2000多年前写就，他们将会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必修课程。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进入关键的讲解之前，学生需要先将文章背诵下来。

    如今，知识份子十分热衷此类复兴传统的努力。最近由杜克大学的Tianjian Shi开展的一项关于中国人政治态度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经济更加发达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却更趋向于传统。面对伴随快速现代化而来的物质主义潮流，许多知识分子转身向传统学习，比如强调社会责任的儒家思想。

    那些期待另一次天安门那样的政治示威大爆发的人很可能要失望了。在曲阜的会议上，儒家批评者们小心的告诉政府官员，他们追求在稳定基础之上的改变。

    如果儒家能够成功，那么政治变革将是缓慢平和的。自从邓小平打开改革之门，这三十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经济试验，中央政府从中选取成功的案例，在全国推广开来。这很可能也是未来三十年教育改革和政治改革要走的路子。此时此刻，改革的进程或许已经在像曲阜这样的城市中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