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处墓地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学术界称之为“郭店楚墓竹简”。这批竹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30 枚，这是建国以来简帛佚籍的重大发现。经过整理，这批竹简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为名正式出版，其中包括该墓出土全部竹简的图版、释文和注释。竹简的内容分属道家和儒家，除了道家的《老子 》和一篇《太一生水》外，其余文献全部属于儒家。儒家著作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6篇；第二组有《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2篇。此外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2篇、《语丛》4篇。这些著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对儒学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立即引发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继1998年和1999年后，郭店竹简的研究继续成为2000年学术界的热点。1月份，日本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郭店楚简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卷，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出版了专号《郭店简与儒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则召开了西安30余位学者参加的“郭店楚简学术座谈会”（下称“西安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也已经在《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和《孔子研究》第5期进行了报道；5月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辑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人文论丛》特辑的形式，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去年10月中旬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下称“武汉国际学术会议”）的成果汇编；8月份，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编辑的《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刊出，这是清华大学“出土简帛与中国思想史研究”项目的成果汇编。该项目由李学勤先生主持，清华大学相关单位的学者参加，于1999年秋季列入清华大学基础研究项目，已经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内容包括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及其相关研究；定期举办简帛与文献讲读班；邀请学者至清华访问；召开学术会议；出版简帛研究丛书等方面。其中的“简帛讲读班”每两周举办一次，2000年共举办了十余次，在郭店楚简的研究方面影响较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简帛研究”网站的建立，对推动简帛特别是郭店楚简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该网站设立学术争鸣、简帛档案、论著索引、网上首发、简帛论坛等等栏目，受到了郭店楚简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丁四新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0月出版）是专门研究楚简的学术专著，该书是作者在个人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对郭店楚简各篇的思想源流、学派归属、撰著作者、写作年代、哲学意蕴以及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作出了自己的考订和阐释。
      此外，国内不少学术期刊如《孔子研究》、《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以及不少高校学报刊发了学者们的文章，研究涉及到文字、文献、考古、简牍以及古代哲学、文学、历史等等许多方面，其中尤以从儒学角度的研究引人注目。
 
 一、对于儒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郭店竹简之于儒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学者们都有充分的认识。1998年5月，即《郭店楚墓竹简》出版的当月，国际儒学联合会便召集北京的一批学者就其中的早期儒家思想进行首次讨论研究。在这方面，李学勤的《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均收入《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等文章，对于推进郭店楚简与儒学的结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武汉大学举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出版会议论文集外，多篇会议综述也在《光明日报》1月14日和1月21日、《理论月刊》第1、2期合刊、《中国哲学史》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第2 期、《文史哲》第2期、《孔子研究》第2期、《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的《郭店楚简の思想史的研究》和台湾的报刊上分别发表，据报道，会议上，学者们就郭店楚简对于儒学研究的意义发表了许多见解。李学勤在《透过竹简》的报告中指出，本世纪楚地简帛的大量出土与整理，使我们已获得了若干可以串联起来的坐标点，从而对战国中期到秦汉间之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变迁过程有了信实的材料；《诗》《书》《礼》《乐》等“六经”是先秦最基本的教材或普遍知识；“经”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儒学和孔子的地位在当时就非常高，通过七十子的传布，儒家思想分布范围极广，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阴阳数术思想可能是传统宇宙论的源泉，在战国中晚期流行，并与各家思想相融合；先秦学术虽经焚坑打击，到汉代又峰回路转，汉代学术绝非无源之水；疑古思潮误将战国思想文化移至汉代，现在可以还其本来面目。饶宗颐则肯定三坟五典等与《左传》、《国语》的可信，认定不仅要“走出疑古”，而且还要回归三代信史之本然。萧箑父在《郭店楚简的价值与意义》中列举了历史上多次古文献出土引发学术思想震荡的例子，肯定“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根据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展望21世纪，认为楚简的出土对于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以及学术的取向，具有重大意义。杜维明论证了郭店楚简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及核心价值观念，认为它推动了古文字学、先秦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再次勃兴，有助于“文化中国”之“文明对话”的开展，确信先秦哲学较之希腊哲学毫不逊色。
       郭齐勇在《从‘疑古’到‘释古’》（《文汇报》9月21日）中认为本世纪出土的简帛文献使百年学术发生了极有意义的翻转，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到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今天我们可以超越“疑古”和“信古”，平心静气地“释古”了。
      江林昌在《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中谈论了郭店楚简出土的学术价值，认为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有关学术研究的缺环；它的有关记载为学术史上一些久悬未决的疑案提供了答案；它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对于我们认识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具有积极意义；它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武汉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陈来的论文《儒家系谱之重建与史料困境之突破》强调了郭店楚简对于先秦儒学研究的意义，其中提到竹简虽以“孔孟之间”为主，但也包括对孔子本人的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另外，1999年12月11—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姚小鸥主编的本次会议论文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已于8月份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州学刊》第2期也以笔谈的形式发表了其中的几篇文章。据说，此次会议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20世纪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出土文献与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前景，以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个案等进行探讨，有的会议论文谈到了郭店出土的竹简，论述了出土佚书的贡献、竹简、帛书与先秦文献研究、疑古与资料审查等问题，对儒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二、郭店楚简的考古学研究
    郭店楚简的考古学研究与儒学研究是密切相连的，西安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对郭店楚简墓做考古学的研究是研究郭店楚简的基础。因此，不少学者也在这一方面倾注了自己的注意力。
    关于墓葬时间与墓主身份，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数学者接受了郭店一号楚墓下葬时间在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论断，此即这批竹简抄写的年代下限。 李学勤甚至认定这一时间的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5年。王葆玹则推测郭店楚简的抄写与郭店楚墓的下葬都在秦将白起攻拔郢地之后，约在齐襄王末年以前，即公元前278至前227年之间。
       郭店一号墓中出土的器物中有两根鸠杖，同出的漆耳杯上又铭刻有“东宫之币”字样，李学勤认为“币”应当释为“师”，从而推知墓主可能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他可能曾经担任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曾经幽默地称其为“老教授”。江林昌《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也说他可能是一位楚国贵族知识分子。罗运环在《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简的年代》（《考古》第1 期）中探讨后认为，杯文应为“东宫之师”，东宫为太子宫，东宫之师即为太子的老师，当与墓主人有关。学术界不少人接受了这一看法。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周风五也同意这种观点，不过，他认为墓主应当是邹齐一带思孟学派的儒者，后仕于楚，并教授太子。李零则认为，“东宫之币”应该释为“东宫之杯”，但无论杯铭释作“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对判断墓主人的身份都没有多大帮助。张正明认为以墓主为楚国太子老师的看法，证据过于单薄。
      关于郭店楚墓的墓主，曾经分别有人提出是陈良、环渊的主张，李裕民在《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中不同意楚墓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的看法，他认为，从器物形制特征等方面考察，应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299年至前278年之间。所以，墓主人决非陈良或者环渊，从身份、下葬年代、竹简中反映的某些思想等角度看，他很可能是楚国太子横之师慎到。
     《新华文摘》第3期则转载了《光明日报》的两篇文章，其中高正认为屈原完全符合墓主的基本情况，而纪健生则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从人物的年龄、身份、死因、屈原自沉的背景、屈原绝命的时间、屈原墓葬之有无等角度逐一进行了反驳。周建中在《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历史研究》第5期）中对楚系墓葬的椁室葬品进行研究，认定墓主的身份为“下大夫”；据金文、简牍、帛书对“不”、“币”二字有不同写法，漆耳杯铭文应为“东宫之杯”；据《周礼》、《礼记》、《吕氏春秋》，“八十九十，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杖”的形制特点，可证明此墓“鸠杖”不是手杖。屈原未曾担任过太子之傅，郭店一号楚墓与屈原无关。
 

三、郭店儒简的简册与文字考释

郭店楚墓竹简各部分有一定的规制，根据竹简的长度、简端削修形式、编线道数、编线间距等因素先行分成若干组，以使竹简的整理更加准确，竹简的整理一般遵循这样的原则。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周风五探讨了竹简的简册制度，他认为简长者、简端削成梯形者为经，简短者、简端平齐者为传。他还将郭店竹简的字体分为4种，认为文字字体与竹简形制一样是研究的基础。他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有齐文字的特色，而其它各简则为楚国当地抄手所为。李零指出，要注意“楚书秦读”、“形近混用”的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裘锡圭认为文字的考释是非常具体而细微的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方法。这次会议上，陈伟、林素清、王博、刘昕岚、刘钊、黄锡全、刘信芳、李天虹、刘国胜、颜世铉等学者也分别提交论文，就楚简中字词的考释和文句的理解谈了自己的看法。
      清华大学举办的“简帛讲读班”上，不少学者就楚简文字的训读与解释谈了自己的见解，《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中就此进行了报道，并收录了几篇关于文字训读与编联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李学勤对《成之闻之》中两章新的缀联、释读和理解，廖名春对《性自命出》、《六德》、《成之闻之》三篇的校释，有崔永东对《成之闻之》的字义零释，王志平对《穷达以时》的简释，李天虹对  《性自命出》的编联及分篇，以及赵平安、王子今文字解读的文章。
      白于蓝的《郭店楚简拾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 期）也就郭店楚简中的部分字句进行了新的解释。吴辛丑的《简帛异文的类型及其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 期）主要谈论了简帛典籍与传世文献相异文字的特点及二者进行比较的重要性，这对于楚简研究和儒家典籍的认识都有意义。
      张守中等出版了《郭店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颇便于文字的考释研究。关于字句篇章的释读，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热烈，个别地方存在较大分歧。鉴于此，一些学者提议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简》的集注本或修订本，以反映该书出版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文本。

四、郭店儒简的学派性质

关于郭店楚墓儒简的学派归属，以前学者们已经发表过不少好的见解，一般认为，郭店儒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子思一系的作品，有的则说其中的绝大部分儒简都属于子思学派。总起来说，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与思孟学派有重要的关系。也有学者具体探讨过楚简中的篇章，认为其中有孔子著作的佚篇；有的认为个别篇章分别属于孔子弟子县成、子游、子张，属于《公孙尼子》，属于子思弟子等等。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李景林考察了《成之闻之》、《尊德义》、 《性自命出》、《六德》四篇的德目形式与思想内容，认为这四篇作为郭店竹简的核心部分，均包含“性与天道”论内容，与《中庸》思想相通；至于 《性自命出》中的重“乐”思想，虽与子游“乐教”主张相同，但子游与子思之间实存在思想上的承转脉络；其余诸篇或接近于孔子，当为子思绍述孔子思想之作或接近于孟子，当为与孟子相先后的子思后学所述，因此，郭店儒家简应属思孟一系的作品。他的《关于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在考察了禅让说的理论内涵后，认定《唐虞之道》应该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
      杨儒宾的《子思学派新探》认为郭店儒简可以分成甲乙两组，甲组如《缁衣》、《尊德义》、《语丛一》等等从思想角度来看应当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性自命出》整篇架构很像《乐记》，而《乐记》言喜怒哀乐又切近《中庸》理论 。王葆玹 认为郭店儒简除《唐虞之道》、《六德》 篇晚出外，其他尚有8篇是《子思子》一书的资料来源，由长期延续的子思学派陆续完成。饶宗颐也认为郭店竹简中有不少应当出于子思的著作。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应当充分注意到战国早中期儒家学派的复杂性。王博说竹简也许是不同来源文献的一种汇编，主张重视儒家在南方的发展，如子张、子游等，子思与南方的关系也不疏远。儒家不仅在齐鲁，也在宋、楚发展。现有文献及考古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不可据此匆匆作出结论。刘信芳的《郭店简〈缁衣〉解诂》认为该篇可能出于南方学者之手。美国加州大学 Jeffrey  K.Riegei  (王安国)对《缁衣》简是否可以归入子思学派持保留态度，这是因为他一向怀疑《礼记》中的《缁衣》、《中庸》诸篇与子思相关，只是郭店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怀疑。李存山则认为，《六德》篇所构建的伦理体系，明显不同于《五行》篇，与《忠信之道》也不类；但他讲的“圣、智、仁、义、忠、信”，在内容上与《五行》和《忠信之道》等篇又有相当的联系，因此郭店儒简可能是“仲良氏之儒”的作品。
      西安的座谈会上，林乐昌认为子思之学远承孔子中期仁学和晚期易学中的一部分观念，近承曾子和子游之学，并明显受《易传》的影响；《中庸》和《五行》似乎是子思前后不同时期思想演变的结果，《中庸》可能是其前期著作，《五行》则可能是其后期作品。两书的主要差异在于核心范畴不同，《中庸》是“诚”，而《五行》则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