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郭店儒简的思想研究

关于郭店楚简思想的研究，有的学者从整体上进行论述，涉及到哲学、政治、道德的诸多方面 ，讨论了天人关系、心性论、礼乐思想等等；不少学者对具体的篇章进行讨论，除了《鲁穆公问子思》，学者们的研究几乎涉及到所有的篇章，认识也从而更加深刻。这是郭店楚简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儒家的天道观和人性论方面。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丁四新对简书的天人观进行了论述，认为《老子》以“道法自然”把天人二者融通、连贯起来；而儒简的天人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人相通、相入的思想，二是以心性或德性为本位，加深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三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在竹简中被凸显出来。庞朴认为《五行》中的“圣”、“德”等天地境界，是绝对的终极层面；而人道之善指向相对的社会道德；三伦六位指示血缘亲情关系的人伦道德。他又通过对简书天人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天人三式说”，并认为郭店儒简特重“心”的文化。庞朴在《三重道德论》（《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中继续探讨后认为，郭店楚简中《六德》、《五行》等篇列有儒学的三重道德规范，他们组成了完整的儒家道德学说体系，那就是：人伦道德（六德）、社会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这个体系始于对人自然亲情的确认、尊重和人文化，即所谓的“男女辨”、“父子亲”、“君臣义”；然后乃由“亲亲而仁民”，提升为以尊尊为标帜、以善行为指归的理性的社会道德；更后再由“仁民而爱物”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复归于大自然的怀抱，民胞物与，参赞化育。郭齐勇考察了郭店简《性自命出》、《五行》等篇的身心与性情关系的论说，指出《性自命出》和《五行》等篇所揭橥的人的“喜怒哀悲之气”及“好恶”之情实即仁义天命之性，天人之间，情为枢纽，此种性情禀赋自天。《性自命出》、《五行》中的天命、性情说，是由《诗》、《书》、孔子走向孟子道德形上学的桥梁。
      韩星在《郭店楚简儒家天道观述略》（《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中说，郭店楚简儒家著作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以探讨人道为主的同时，有许多关于天道观的论述，如天命、天道、天常、天德、知天、效天等，楚简的天道观是在天人关系的互动中寻求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

儒家的礼乐思想方面。韩星的《郭店楚简儒家礼乐文化精义辨析》（《人文杂志》第5期）对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中有关礼乐文化的论述作了梳理和阐释，并与先秦其它儒家著作进行比较，以揭示这些思想观点的价值与意义。清华大学的“出土简帛与中国思想史研究”项目中，彭林承担了《郭店楚简与先秦礼学》的研究专题。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彭林对《五行》、《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以及《语丛》诸篇涉及的礼容进行了研究，指出礼容与礼法、礼器、礼义等同为古礼的四要素之一，郭店简关于礼容的人文意义的论述主要涉及礼容与人性、德义、治国安邦、君子修养的关系。郭店竹简把礼容的缘起、意义等问题置于道德伦理体系大背景下来认识与阐发，对于今人认识先秦礼学的思想面貌具有重要作用。邢文通过对楚简与今本《缁衣》的比较，认为孔子传《礼》，七十子后学传《记》，这是先秦礼学的基本线索。饶宗颐从郭店楚简论述了古代的乐教，他着重阐明了《五行》中有关“金声玉振”的解说，指出儒家特别提倡乐教，在儒家思想中，“乐”是兴善进德的工具，可使人浸润于天德化育之中。蔡仲德的《郭店楚简儒家乐论试探》（《孔子研究》第3期）认为儒家著作的《性自命出》等篇论乐的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为他书所未见，从中可见郭店竹简中的儒家乐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强调音乐教德养心的作用，强调礼乐配合治人治国的作用，反映了儒家乐论共有的特性。这些乐论在儒家乐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就所论及的方面而言，其思想是孔孟思想的发挥和补充，但不如《中庸》、《荀子·乐论》、《乐记》那样深入。
      郭店楚墓中的儒简 ，学术界基本认定主要属于子思一派，所以 ，可以通过这些竹简观察儒学在孔孟之间的演变过程。罗新慧的《从郭店楚简看孔、孟之间的儒学变迁》（《中国哲学史》第2期）一文将楚简中的儒学理论与孔、孟的相关思想比较，可以看出郭店楚简中仁、圣两概念较孔子所设定的意义、内涵有所变化，且高远性有所降低；而关于“礼”的论述，则沿着孔子所提出的注重内心情感的轨迹继续发展，简文关于内省修心的阐述是思孟学派修身的基石，它突显了孔子到孟子修心理论的思想线索。但就仁学理论及理想人格的阐述看，简文似乎并不代表儒家思想的主流，儒家 学说的发展在孔子之后直至孟子，实经历了一个“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的阶段。
    关于楚简思想的研究，学者们多是就具体的篇章进行探讨，以下我们逐篇进行介绍 ：
    1、《缁衣》
      由于竹简《缁衣》见于今本的《礼记》，这为竹简《缁衣》的文本研究提供了条件，学者们的一致意见是，简本《缁衣》的章次优于传本。武汉国际会议上，除了邢文对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外，刘信芳的《郭店简〈缁衣〉解诂》和涂宗流、刘祖信的《郭店楚简〈缁衣〉通释》有助于《缁衣》篇思想的探讨，如刘信芳解诂《缁衣》、讨论其文章结构后，又说《缁衣》可能是当时南方学者的作品。   
    2、《五行》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五行》篇是学者们较为瞩目的篇章之一。除了饶宗颐、庞朴、彭林外，郭齐勇的讨论也多涉《五行》，他指出《五行》的主题是“德之行”，而“德”的本字即“心之行”，他认为竹书《五行》尚没有发展成帛书《五行》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气之说，是孟子有关“气”论、“体”论才使这种道德的身心观得以圆成。如此，似乎证明《孟子》介乎竹、帛《五行》之间。李存山梳理了简本《五行》、《中庸》、《孟子》、帛书《五行》的思想脉络，指出简本的特色是近乎曲折地论述了“圣智”尤其是“圣”的重要性，《中庸》中还可见“圣”之“聪明睿智”含义，到《孟子》则更强调“仁义礼智”并且突出仁义对于礼智的统率地位，帛书则有意无意削弱了圣智的重要性而提升了仁义的地位，由此可见“思孟学派”的思想变化。台湾学者郭梨华认为，《五行》中提出仁义礼智“四行”，虽然未如孟子所言乃人心之四善端，但却是谕示了四行之为善心的可能，由此开启了孟子的“心善论”。丁四新的《略论郭店楚简〈五行〉思想》（《孔子研究》第3期）对该篇的内在思路进行了分析，发现简书认为仁义礼智圣五行是与心之用密不可分的，而且突出了圣智的作用，认为是仁义礼乐之本源。
    3、《成之闻之》
     《成之闻之》一章简文古奥，学者们已经有所注意，但仍然在缀联、释读和理解上有可以商榷之处。《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上除了廖名春的校释外，还有李学勤的《试说〈成之闻之〉两章》（又载《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文章首先对圣人之性章进行了重新训释和解读，概括了此章的大意，并将其与孔子论性的话进行比较，指出这一章的性质属于性论，其目的是对孔子的性论给予进一步的阐释。文章又对天常章进行了讨论，李学勤认为，这一章包括《郭店楚墓竹简》中三一至三三、三七至四○，共七支简，第四○简系全篇之末。章文始于“天降大常”，终于“以已天常”，一气呵成，故暂称为天常章。文章依然是对其中的文字重新进行训释，如“天降大常”之“降”应释为“徵”，此句即天明大常，就是天常。天常表现为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六位。小人乱天常也即违背人伦，君子治人伦也即上顺天德；“以已天常”之“已”疑读为“似”，即《说文》所说“象也”。君子慎六位，处好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使天常获得体现，这也就是以象天常。李学勤说，如果将上述两章与《大学》、《中庸》合读，可能会得出有兴趣的结果。如章文“民皆有性”参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章文“慎求之于己”参照《大学》的“慎独”，都不难窥见其间的脉络。郭店简《六德》申论六位，当在此篇之后，属同一著作。
    4、《尊德义》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李景林、杨儒宾的探讨涉及到了《尊德义》一篇，李景林认为《尊德义》与《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六德》一样是郭店儒家简的核心部分。杨儒宾说《尊德义》中有见于《缁衣》的语句，这也是郭店简出于子思学派的证据。陈明在《民本政治的新论证》中认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学主流所致力者，在于“法先王”以著道，进行理论思考与阐释，促使民本主义的理念与原则重新成为现实政治运作的基础，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他对《尊德义》一文进行了解读。
    5、《性自命出》
      在郭店楚墓儒简中，《性自命出》是十分重要的一篇，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一篇，李天虹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从整体上 对该篇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第4期则设立“《性自命出》研究”专栏，发表陈伟、廖名春等学者的文章6篇，集中研究该篇。
      对《性自命出》的“身以为主心”的理解及身心观问题是武汉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刘钊、丁四新提出《性自命出》篇最后一句“君子身以为主心”的读法与意义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如读为“身以心为主”则意味着以心态主身形；若是“以身为心主”则是以身形端正内心之意。庞朴与台湾大学的陈昭瑛认为应作“身主心”理解，陈昭瑛认为郭店楚简有重身倾向，这与楚人的精神特质有关。刘 昕岚认为这里是说君子注重自己的仪容以正心。郭齐勇认为，按照上下文理解应偏重于后者，但此篇前文强调了以心志主身形。他还把《性自命出》与《五行》比较，认为二者的主题皆为“心术”，但二者在讨论“心”体认“道”的方法取径、养心用心之方上侧重点和层次不同，进而解释了对身心分化与身心互动的看法。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心术观》（《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中，他认为该篇是以儒家身心观为内容，以探讨“心术”、“性命”为中心的论文。
      在这次会议上，探讨《性自命出》的文章还有很多。东方朔以先秦心性论为背景，探讨了《性自命出》中性、心、情诸范畴的特定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该篇合情而言的性论不同与孔子兼才而言的性论，亦不同于孟、荀分别善恶而言的性论，但其“四海性一”、“闻道反己”说则与孔子“性相近”、“求诸己”的思想显然相承，其习性、养情的主张具有相当开放的性质，蕴含着开启以后诸性论的可能性。李维武的《〈性自命出〉的哲学意蕴初探》以及余治平、高华平的文章也是对《性自命出》一篇的专门探讨。欧阳祯人的文章探讨了《性自命出》的认识论，该文与后来发表的《论〈性自命出〉对儒家人学思想的转进》（《孔子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性自命出》它的认识论和它的人学是糅合、互渗在一起的，突出了人的性情，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它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架构，而以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的仁学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西安座谈会上，赵馥洁认为《性自命出》论述的是儒家的心性说，其突出特点是高扬“情”的价值。它以“情”为核心，建构了由天—命—性—情—道的范畴系列所呈现的价值意识系统。丁为祥立足于《性自命出》，探寻了从孔子到《中庸》、《孟子》人性论的发展理路。
    关于《性自命出》与儒家人性学说的思想来源，杨朝明追溯到《逸周书》的《度训》、《命训》、《常训》等篇，在《周训：儒家人性学说的重要来源——从〈逸周书·度训〉等篇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载东日本国际大学儒学文化研究所编：《21世纪儒学文化に关する国际会议报告论文集》，日本ぃゎき市，2000年6月22～23日）一文中，作者将《周训》的观点初步归纳，找出与《性自命出》相联系的内容，认为将二者初步比较，则不难隐隐看出《性自命出》中《周训》的影子。
    6、《六德》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刘乐贤认为《六德》之中“为父绝君”、“为昆弟绝妻”、“为宗族杀朋友”、“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等罕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字，确实证明儒家把血缘宗族关系看得重于社会政治关系，这正是儒家由家而国、家国同构主张的体现；而该篇将父子、夫妇、君臣之间规定为生、率、使的关系的说法，当是以后三纲说的滥觞。徐少华认为《六德》中“位”、“职”、“德”皆以“六”为制并互相对应，与《易》、《书》、《诗》、《礼》等文献以及汉代子书中大量存在的以“六”为制的范畴类似，反映了先秦两汉的学术风格；《六德》中所讨论的“位”、“职”、“德”及其相互关系是先秦儒家各派出于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经常探讨的一些核心话题，其主要思想大多上承孔门而加以系统发挥，并为汉儒的有关思想和理论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资源和依据。
    7、《穷达以时》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丁四新从《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诸篇勾稽出郭店儒家简中天人既相同又相分、个人既顺天又自为、修养成德既系于时世又在乎德才的辩证互补思想，指出郭店儒简更加强调德性的修养，宣扬以德立命，这一思想上承孔老，下启先秦诸子天人之辨的序幕。
    8、《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是目前所见到的儒家论述禅让制度最为完整的文献。在西安的座谈会上，刘宝才说这篇文章属于儒家，但与孔、孟、荀思想不太相同，这与战国中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这种思想作为历史的理念积淀下来，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崇高理想，具有永恒价值。可以说此篇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更是儒家思想史上的珍贵文献。钱逊的《对尧舜禅让意义的认识》（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一文也就此谈了个人的看法。
    在武汉的国际会议上，彭邦本联系先秦儒家禅让思想的学术流变，对《唐虞之道》的成书年代和禅让观进行了探讨。在《儒墨举贤禅让观平议》（《四川大学学报》第5期）中，他又考察了儒墨的举贤禅让思想，在揭示其相似主张及其共同历史背景的同时，重点探讨了两家思想的分歧及其流变影响。
   《唐虞之道》中载有“六帝”之说，那么，“六帝”何指？子思称引“六帝”依据何在？邓建鹏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中作了考释。
    9、《忠信之道》
    李刚在《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的思想倾向》（《人文杂志》第4期）中认为该篇总的倾向属于儒家，但却是儒家文献中比较独特的篇章，它标举忠信，重视民生，有无为而治的倾向，似有道家的影响，它为进一步理解先秦儒家思想的演变以及儒道关系提供了线索。
    10、《语丛》各篇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语丛四》受到了几位学者的关注。为了便于理解全篇的主旨，正确认识该篇的性质，台湾学者林素清重新考释了简文，并对若干疑难字加以笺注。有的学者认为《语丛四》与前三篇很不一样，并要将其从《语丛》中划出去，罗运环对郭店楚简有关君臣关系及君对臣任用原则的变化进行考察后，认为此言值得商榷。据《国语·楚语》，楚庄王时，太子教科书中有一种叫做《语》的教本，韦昭曰：“语，治国之善语。”应属于格言、警句之类，楚简中的《语丛》即属此类。关于《语丛四》的学派性质，有的认为既非儒家，又非道家，而可能是法家、纵横家的思想，有的认为应为道家文献，朱喆的考察结果同意后说。

六、郭店楚简与儒家文献研究

确定了郭店楚简的年代，便可以之与其他文献比照，在这方面，儒家经书的研究条件得天独厚。如先秦时期有无“六经”？如果有，“六经”并称始于何时？一般认为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邓安生的《论“六艺”与“六经”》（《南开学报》第2期）仍持这种看法，认为孔子讲授礼、乐主要根据《诗》、《书》。但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乐》是与其它各经并称的，不仅如此，廖名春的《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问题》（《孔子研究》第1期）一文依据马王堆帛书《易传》和郭店楚简《六德》等篇都有《易》、《春秋》与《诗》、《书》、《礼》、《乐》并称的例子，将这些新材料与《论语》、《庄子》、《礼记》、《史记》等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证明“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与其它经书并列，进入到儒家群经当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六经”并称的事实，是方法论的错误。廖名春的《“六经”次序探源》（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还结合楚简就“六经”的次序进行了研究。他的《郭店楚简与〈诗经〉》（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8月）则就郭店楚简各篇引《诗》论《诗》的材料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对于研究先秦《诗经》，研究先秦儒家的《诗》学和《诗》教都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中《缁衣》、《成之闻之》多引《尚书》，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耶鲁大学的安金平认为《成之闻之》是《尚书》的传。廖名春就郭店简引《书》论《书》的文句进行了考察，认为后人的《尚书》研究在断句与理解上都存在一些误读，所谓“晚书 ”实属后出，先秦《尚书》有多篇今传《尚书》失收。他的《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楚简《缁衣》所引《书》更接近于原本、原义，“晚书”《君牙》《君陈》当系后出，《祭公之顾命》原属先秦《尚书》，进而论及以《祭公》等为代表的《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编《尚书》之余；它们许多本来就是先秦《尚书》里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让我们真正看见了古文经，吕绍纲在《〈郭店楚墓竹简〉辨疑两题》（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中分析了《缁衣》征引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陈》三篇4条古文《尚书》，认为“阎若璩的结论从此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不可以讨论了”，“李学勤先生说真古文面世，意义重大，其蕴义即在于此”。
      西安座谈会上，王晖也认为郭店楚简为早期儒家经学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证明“六经”之学在孟子以前就已存在，《成之闻之》显示了儒家章句之学的具体内容，西汉的今文学家攻击“古文经” 不可靠，从郭店楚简所见《大禹》等篇来看，今文学家才是“抱残守缺”。
      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刘乐贤从大、小戴《礼记》及《说苑》等文献中找出了与《六德》之“六德”等文字内容可资对照的辞例，从而肯定了这些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邢文认为简本《缁衣》早于今本《缁衣》，他指出今本《缁衣》有引《诗》增句的现象，其篇首的“子言之曰”章并非《缁衣》之本文，《缁衣》等篇的“子曰”当系孔子曰。通过比照《服传》以传文入经，成为《礼》经文的一部分的现象，认为今本《礼记》的成书也是《缁衣》以记入经的结果。
       李学勤以前有《郭店简与〈礼记〉》一文，指出郭店竹简之于《礼记》研究的意义，以后，学者也有人结合郭店竹简对《礼记》中的篇章进行研究，如梁涛的《〈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第3期）和《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二十五卷，2000年7月）等即是。
      实际上，郭店楚简的文献学价值可以发掘处尚多，李学勤的《郭店楚简〈六德〉的文献学意义》（见于武汉国际会议论文集和《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认为，《六德》篇有许多地方可与传世的儒学典籍互相比较，以之为标准从而推证一些传世文献的年代，由较晚的传世文献引据《六德》，又可以印证对《六德》年代的判断。通过比较，发现《六德》和《五行》一样曾经为贾谊的《新书》所引据；《六德》与《礼记·丧服四制》等篇有直接关系，《丧服四制》之作应早于《六德》，而《大戴礼记》的《本命》只能袭用《丧服四制》，年代较晚。但其形成可能仍在先秦；《六德》又依据了《仪礼·丧服》而且是假定其读者了解《丧服》的规定。《丧服》全篇有经有记，又有传（或称《服传》），《六德》的作者肯定见过《丧服》经、记，至于是否见过《服传》，没有直接的证据。《传》不仅解经，而且解记，其最后写定可能较迟，如说乃子夏及其门徒陆续撰作改订，要更合理一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服传》至少有一部分早于《丧服四制》，也即早于《六德》。

七、郭店楚简与儒、道关系

郭店楚简中儒、道文献同出一墓，引发了人们对先秦时期儒、道关系的新的思考。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曾就儒、道、墨是否同源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学者认为郭店竹简的道家文献被儒家化了，而儒家文献也被道家化了，更多的学者认为在《庄子》以前学派并未分化。
      罗炽的《郭店楚墓竹简的援儒特征及断代问题》认为，从内容上看，郭店竹简反映了战国孟、荀之间，抑或庄、文之间，荆楚地区思想上援儒入道的学术思潮。从荆楚地区的特色文化而言，它恰好构成了由庄子和稷下道家到秦汉黄老道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形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史链。这股援儒入道的思潮，实际上已经成为秦汉之际政治变革的先导，为汉初儒表道里的思想政治路线起到了滥觞作用。刘泽亮则就郭店《老子》简中所见的儒道关系及其意义进行论述，认为先秦儒道关系并不紧张，直到简本《老子》出现并且流传的年代，老子道家的思想与孔子儒家的思想也并非势同水火，而是互有涵化、兼容并包。儒道互黜最早可以追溯到今本《老子》成书的时代其时已经是战国中晚期。认为随着郭店竹简的重光，应当更新观念，深入研究儒道文献同出与相互印证现象的深层内涵。

 八、郭店楚简与儒学传播

位于楚地的郭店战国墓葬发现儒学典籍十分值得注意，《郭店楚墓竹简》出版之初，李学勤就强调了这一点，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李学勤认为儒学是当时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任继愈的《郭店楚简与楚文化》则重申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楚文化既有自己的个性，也有华夏文化的共性；楚墓竹简以老子学派为主导，同时也吸收了黄河流域的文化，特别是邹鲁文化。张正明也谈到楚国自成王时起就重视研究北方典籍，对各家学说敞开大门，郭店楚简的面世正好表明楚国在学术上不存在门户之见。胡治洪则认为，楚简的面世以及其中儒道两家文献并存、两家文献中都含有人们未曾见过的内容的基本史实，对于楚文化史学界形成的楚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强势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引述《左传》、《史记》等文献关于楚与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记载，试图论证楚与中原文化同源异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