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面对自然科学与马列主义的长足发展，宗教与科学（其极端表现为“科学主义”）和无神论（其极端表现为借助国家权力对宗教的全面摧残）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妥协、屈从，到适应、对话的过程。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宗教面临着科学与无神论的无情挑战。因此，在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上，经历了错综复杂、一波三折的过程。我们先区分二对概念：宗教不等于信仰主义，科学也不等于科学主义。我们尊重科学，发扬科学的精神，但我们不能有科学主义；我们尊重宗教，倡导宗教情操，但不能鼓吹信仰主义。什么叫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看成人类文明、精神活动的唯一标准和归宿。其实，科学与宗教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方面，它们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不能以偏概全。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科学主义笼罩的时代。对无神论我们应该尊重，因为人有信仰自由。若宗教借助于政治势力对无神论者进行打击，或无神论借助于政治权力对宗教进行全面摧残，都会造成人间悲剧。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教所面临的两个对手，科学与无神论，恰恰都在这个时候发展到了极端，对宗教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伤害。现在我们平静地回过头来审视二十世纪，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经历了从早先的对抗，到屈服与妥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走向适应与对话的正常轨道。这个过程曲折辛酸，一言难尽。
三、面对世俗社会与世俗文化对宗教的介入与渗透，宗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地位，虽然宗教世俗化运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原教旨主义的潜流日益浮现。前面分析的两条矛盾主线，使宗教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乃至急功近利的倾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又使宗教偏向理性化。这二方面的原因，使得世俗化成为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主流。但在这主流之外，依然涌动着原教旨主义的潜流。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期，宗教开始自觉反省世俗化的弊端，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呼声，开始浮出水面。
“思想海关”与“宗教走私”
刚才所举的这三条主线此消彼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权力对宗教实行了越演越烈的限制、整肃乃至全面摧残。这个过程所造成的恶果，就是使得宗教彻底丧失了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中的话语权力和制衡能力。当宗教被剥夺了发言权之后，学术同样不能幸免于难。就这个意义来说，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事实上是对原先畸形的政教学三界关系的矫正与复位运动。原来畸形的政教学之间的关系，现在要拨乱反正，让上帝的归于上帝，让恺撒的归于恺撒。
这一矫正与复位的过程远未完成，故在社会和思想文化转型期中出现了奇特的“法不归位”的现象。所谓“法不归位”，即在政治、学术、宗教三个领域，出现“越位”或者“缺位”的现象。所谓“越位”，即企图用科学取代宗教，企图用政治干预宗教和学术，企图用宗教干预政治与学术。所谓“缺位”，在当代中国尤指宗教未能取得应有的尊崇地位，善尽其化世导俗的功能。法不归位的现象，不仅对宗教本身造成伤害，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宗教缺位”问题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我曾写过不少文章。作为一个学者，最悲哀的是他在好多年前提出的警告，最后竟然被不幸言中。比如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被统称为“人体科学”，这里且不谈这场热潮中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以及重蹈“土法炼钢”的群众性狂热。其实当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在“人体科学”的尽头，正是宗教的入处。我当时也曾热衷其中，曾与上海有关高校、研究所和医院的同好们做过实验，也主持翻译过特异功能研究的著作。作为过来人，体会到科学与宗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对待宗教的奥秘，不可能仅用自然科学这把解剖刀，把宗教当成一只小白鼠来研究。但在科学主义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宗教被看作落后的、总有一天要被克服的东西。所以，面对“人体科学”蕴含的神秘现象，要么是盲目乐观，指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穷尽宗教的奥秘，最终用科学取代宗教；要么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实际上是偷运宗教的、甚至是巫术的东西。比如，天台宗的《摩诃止观》、《六妙门》等宗教名著，当时是被当作气功著作，才得以在体育出版社公开出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气功、特异功能热，实际上正是宗教尚处于缺位状态的信仰真空时代，面对着人民群众中日益苏醒的信仰市场的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走私”活动。我们有“思想海关”，宗教不能在宗教场所之外公开传播。而当时的宗教，正在文革的废墟中缓慢地恢复起来，宗教场所和宗教师少之又少，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信仰需求。既然正统宗教缺位，不能正常地履行弘法利生、化世导俗的职能，走私的宗教水货也就应运而生。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失语的同时，伪宗教与伪科学却大行其道。这种扭曲的、畸形的道路，必然造成正统宗教的萎缩而外道邪教泛滥的局面。
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号召正统宗教要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时候，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的邪路。正统宗教的世俗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宗教水货的泛滥。即便是站在功利的角度上看问题，企图把神圣的宗教纳入到政治的、经济的领域，实在是大材小用，舍本求末。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金钱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以上对百年宗教史的简要回顾，下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趋势，提出五点看法。
一、重树宗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
宗教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大量丧失自身神圣性资源的边缘化效应作为代价的。所謂“边缘化”，就是偏离宗教的超越品格和神圣诉求，仅仅滿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我们以苹果为例。果核是信仰层圈，即勤修戒定慧的修证。从这个核心出发，不断的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扩展，然后再把社会、文化层的优秀人士吸引到佛教核心层圈，形成一个良性互动过程。而边缘化的结果，就是把手段当作目的，滞留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神圣性资源不断地消耗，很难再回归信仰核心。在宗教边缘化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泡沫宗教”现象，满足于繁忙热闹的表象，盖大庙，造超级大佛像，办大法会，搞大排场。在大量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宗教自身的神圣性资源。
宗教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信仰是人们与生俱起的天性。正统宗教若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神圣诉求，必然会有替代品取而代之。所以，面对来自世俗主义和新兴宗教这二个极端的冲击，传统宗教必然反求诸己，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宗教界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法师，越是对世俗化不满，越是强调神圣清净的修行。如果说宗教世俗化运动在二十世纪成为主流，那么可以说原教旨主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主流。
我再提出一个论据。自198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新纪元运动”，至今方兴未艾。表明传统宗教的修行道路，日益得到强调。特别是东方宗教的内证体验，在对治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新纪元运动”的兴起，也正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虽然中国的宗教复兴是以大量的宗教走私品相伴随，但若放在整个世界这样一个大背景看，更加证明了宗教向神圣性复归的总体趋势。
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世俗社会的批判与超越，正是对现实世界缺陷的失望和悲悯，我们才会有对神圣世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在继续推进宗教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关怀功能的同时，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将得到加强。在急功近利、道德沦丧的世俗浊流中，高举宗教的理想主义旗帜，直面社会的弊病与人心的邪恶，履行宗教化世导俗的职能。
二、宗教思想在对话中和平竞赛。
记得去年曾在这里讲过：九一一一声轰响，会给中国、会给佛教带来什么？它给佛教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全世界60亿人中，信宗教者是80%。剩下的20%里边，包括坚定的无神论者和醉生梦死的非信仰者。我对坚定的无神论者表示敬意，因为他有思想，把无神论作为他的信仰。最让人瞧不上的是那些醉生梦死、死后那怕他洪水滔天的痞子流氓们。在信教人口中，基督教三大派别占33%，伊斯兰教占20%，印度教徒10%左右，而信佛教者只占6%。这是我们看21世纪佛教发展的出发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地域的藩篱，形成类似佛教“无尽缘起”的全球性文化。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处于类似佛教那种休戚与共、祸福同当的“共业圈”中。虽然解决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之间的矛盾，还会掺杂有武力争斗和政治干预，但更多的将是诉诸思想上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多元论的宗教观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但发现真理的途径则有无数条。宗教对话不是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而是取长补短的相互共存。它是双向互动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边倒的同化。在这个意义上，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息诤止讼的和平态度，将会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从而在信仰市场中取得更大的份额。
三、宗教组织将趋于社区化、小群化。
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我们的经济活动高度统一。宗教思想也在对话中越来越普世化。但在宗教组织上，将是越来越趋向于多元，越来越趋向于小型化、社区化。我始终不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宗教组织将以跨国性的巨无霸为主导。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形成一大批拥有恒产、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强调主体性的阶层。原来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阶制度，现代社会中同政治结合过分紧密的宗教团体，都将趋于衰落。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或许也可能兴起连锁店式的超级宗教组织，但更多的将是社会福利性的、社区俱乐部式的、类似基金会的社团组织。与居住社区平行发展的，网络宗教社区也将以现在无法想像的规模发展。在信息化时代，原来需要凝聚巨额宗教经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文教事业，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公共资源，或委托专业人士代理。宗教将越来越多地回归精神领域，真正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上成为个人的私事。
四、新兴宗教与邪教道门仍将相继登场。
如果传统的制度性宗教不谈或丧失了处理、沟通神秘经验或彼岸世界的能力，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追求，新兴宗教必然应运而生，填补传统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但新兴宗教本身在现代化社会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带有“快餐宗教”的色彩，与众生“贪”、“懒”的习性相应。众多邪教道门相继登场，群魔乱舞，仍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景观。正如宋儒解释为何儒生走向佛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门。
1997年我在《“热中有冷”与“热中有乱”----如何看待当前社会的“宗教热”》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不应泛泛谈论什么‘宗教热’。在中国，王权高于教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正统宗教从来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相反，它们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颠覆政府，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是秘密宗教，或曰邪教。这些秘密宗教往往与农民起义结合，而在以往却被不恰当地评价得过高。现在，是正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五、政治、宗教、学术三者关系趋于合理。
宗教与学术，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社会的净化剂。宗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向信仰核心复归的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学术三极关系中，重树宗教主体性的社会诉求。在重塑宗教主体性和修证精神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诚实研究，将会对宗教的发展，起到一种类似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宗教总是在现实的缺憾中，给人以理想的期盼。尽管现实中有太多的失望和无奈，但我们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仍报有乐观的预期：
在一个经济小康、政治民主、信息开放、资源共享的现代中国，宗教应该无须再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政治性的辩护，也无须再为自身团体的生存进行生产自救式的经济活动。如同教授、医生、律师、政治家、企业家用自己的本门专业为社会服务一样，社会对宗教师的诉求也将聚焦为：为社会的净化，为众生的精神拯救，提供专业性的指导。
（据刚晓法师记录稿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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