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2005年6月24日上午，香港新任特首曾荫权宣誓就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在接待厅会见了曾荫权。落座后，温总理说：“我深信，曾先生一定能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誓言，认真贯彻基本法，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团结香港广大民众，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温总理接着说，“最后我想借用《论语》的一句话作为对曾先生的勉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中所说的“士”是封建社会中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特殊阶层，是四民之首（四民，即士，农，工，商）。宋代以后，士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但春秋以前，士只是一个等级（即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的名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到了战国时期，士虽然仍具有等级特征，但逐渐演变成社会上的一个阶层。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争频仍，列国多以得士为荣。在儒家经典中“士”多次被提及，如《论语》中，孔门弟子子贡、子路都问过“何如斯可谓之士矣”这个问题。孔子在回答子贡的提问时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作为士的最高标准，对于子路，则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对其予以勉励。作为孔门弟子，儒家思想最得力的继承人与传播者，曾子提出的为士标准最为后人称道，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在儒家眼里，士是理想人格的典型楷模与儒家社会理想的坚定执行者。

    曾子认为，要想成为士，必须具有两种涵养，即“弘”和“毅”。关于这两个字的解释，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谓：“弘，宽广也。毅，强忍也。”朱熹又在《朱子语类》中说：“所谓‘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宽大，容受得人，须是容受得许多众理。若执著一见，便自以为是，他说更入不得，便是滞于一隅，如何得弘？须是容受轧捺得众理，方得。”“毅是立脚处坚忍强厉，担负得去底意。”这就是说，作为士人，应该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更有容物之量；不偏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目光远大，见识高超。这是弘的含义。但仅是这样还不行，还应该坚毅、果敢并具有超强的忍耐力，即苏轼在《晁错论》中所谓：“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弘”与“毅”两者不能偏颇，相互统一，缺一不可。朱熹谓之“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且引程子的话解释道：“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四书章句集注》)

    那么，作为士人，为何要具有这两种素质禀性呢？这是由士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儒家思想的主体是“仁”， 儒家经典中记载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仁”的探讨，其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修的人格塑造与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社会政治，这种理想目标的实现，若非弘毅之士，实难做到。《四书章句集注》谓：“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士人以“仁”为己任，即当有“宇宙内事是己份内事，己份内事是宇宙内事”(陆九渊《象山集》)的担当意识，有事不避难、“临大节而不可夺”，甚至 “见危致命”、“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宗教式献身精神。这些充分体现着儒家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彰显的是坚定不移的价值信仰、坚忍不拔的人格毅力和不改其志的理性自觉。儒家这种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使得中国士人在生命深处无时无刻不在高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赞歌。他们心忧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用生命书写着一曲曲人性的赞歌。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炎武于衰朽末世高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于国难关头自我警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据山东济宁嘉祥县曾子研究会调查，曾姓原是一家，即曾参的后人，按族谱曾荫权是曾子第七十四代后人。曾庙位于山东济宁市附近的嘉祥县，曾荫权与妻儿曾到那里祭祖。2005年曾荫权当选香港特首,温家宝总理亲切地引用曾荫权祖先曾子的名言勉励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来曾荫权连任香港特首,温总理再次用曾子语“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来勉励他。温总理的意思是说曾荫权为港人谋利益的责任十分重大，他要为香港的繁荣安定，献出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条路非常遥远，这就是任重道远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