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联合举办以“百年儒学与东方文明复兴”为议题的“儒学名家圣源论道・2010”暨“WE论坛・2010”(《东西方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在尼山圣源书院举行，泗水县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参与协办。海内外著名儒学专家安乐哲、钱逊、罗思文、熊玠、牟钟鉴等五十余位学者展开激烈对话，共同研讨了中国百年养成的文化范式问题。学者们认为对以西方视角、标准、思维、话语审视、评判、取舍儒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习惯标尺，需要进行理性的反思；这一反思将意味一场新的思想解放与走向新文明的思想启蒙，将预示一场更为深刻、地覆天翻的思想文化变革和今后一两代人文化思维定式的转变。

    与会代表针对“百年儒学与东方文明的复兴”主题探讨，在围绕“百年反传统与儒学的传承”、“百年学术话语转换与儒学的命运”、“反思全球主导文明进程思维的核心价值”、“西方二元主义、达尔文主义冲击对儒学的历史影响”、“反思一百年来中国人文思维模式的变化”和“英语主导的全球秩序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重新思考儒学的智慧性与实用性”与“从中华文明角度析解西方启蒙的问题”）等六个分主题展开。这些问题对致力和平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深刻意义。

　　一、百年反传统与儒学的传承：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沉浮，一百多年之中儒学历史命运如何？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思想史？

　　1）百年的挑战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牟钟鉴指出，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儒学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血脉。一批中国精英感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切肤之痛而提出向西方文化学习，但也由此出现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为救中华必须毁灭中华文化的偏激主义。儒学面临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可以说是生死考验，虽然弘毅之士不乏其人，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也大有人在。儒学被语言将退出历史舞台。问题产生在缺少对当代人做得如何的反思，而是动辄将斗争矛头指向孔子，要他为两千多年后中国的衰落负责。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因此失去崇高性，被削弱了凝聚力。这实际等于剪断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文化危机。一些人士甚至提出汉字落后论、汉字取消论，推动极端汉字拉丁化运动。如果这种主张实施，无疑会导致中华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的传承遭受因汉字载体消失而断裂，中华民族会走到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庆幸的是中华文化在民众中根基深厚，溶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生命力顽强，未被文化激进主义摧毁，如凤凰湼槃，浴火重生。不过，中国现在仍充斥盲目崇洋风气，其负面后果至今还在发生作用，反传统的传统仍具巨大惯性，一些学人以现代化为由继续热衷反传统而不能自拔。

　　2）不容易解开的历史情结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提出，“百年反传统与儒学的传承”是个不易解的历史情结，它困扰各派观点的人。反传统与崇尚传统作为二元对立，成了解脱不了的思维定式。需有开拓性思维把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扣打开。儒家思想影响下具体历史时代发生的政治问题和失败，不应作为儒家思想本身的问题或失败，因为理论到实践是极其复杂的过程，简单以实践的成败作为衡量思想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不适当的。历代的成败是历代人自己的问题，归罪到是孔子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另外，五四运动和现代革命因为批判了孔子，人们又反过来把五四运动和现代革命全盘否定，就又不对了。应当看到，引起革命的不少坏东西也曾在儒家传统的旗号实行。坏政治打着好思想旗号，总是发生的。一旦革命，首当其冲要横扫最表面的东西。革命是社会历史矛盾发展达到对抗状态时的必然性。革命过程有一些不得当现象，又反过来对革命本身加以否定，是二元对立思维怪圈。

　　3）百年传承了什么？

　　田辰山教授指出，“五四”精神说到底，应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在新语言中的重新调整与延续。中国文化好比一个盛水的桶，本来处在自己一般自然运动状态，突然来了一场地震。五四运动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在地震式的列强攻击下受外力振动而产生的内部剧烈涌动。这个比喻提起人们注意的是，桶里水的涌动再激烈，也离不开这个水桶结构。各种思潮一时间交织、撞击、风靡，不管名目是什么“主义”（包括中国自由主义），都带有一个固有的中国传统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一多不分”的浑然一体天下观；“一”是万物都联系在一起，呈现为一体，任何事物都不是互不相干孤立的。百年的反传统存在儒学的传承，就是传承了中国特有的自然宇宙观、通变互系思维和以此为基础、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应认识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是从儒家思想或传统的角度和方式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含有诸多使得人们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对它进行理解的元素。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成功地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尝试了对传统“一多不分”结构的再阐释与重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结构与西方传统结构的决裂，加上历史契机和革命政治的原因，造成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的过程，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

　　4）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

　　尼山圣源书院常务副院长王殿卿教授指出，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的关系，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其孕育过程中，就已经融入了儒家思想的文化基因，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精华，有新一轮的结合，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张与艰苦卓绝的社会试验中，会发现中国《礼运篇》的痕迹；黑格尔对儒家思想多有批判，但没有妨碍他对儒家思想自觉与不自觉的汲取。马克思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是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马克思说过：“我是佩服莱布尼兹的”。王教授还说，从1598年利玛窦翻译并向西方介绍“四书”，到1689年前后，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以白晋为代表的传教士，大量翻译和向欧洲介绍中国儒家经典，这是中西文化初期接触的100年，此后一直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中西文化精华深度整合的100年，是在欧洲形成中国文化热的100年，其历史性的成果就是伟大的启蒙思想。有鉴于此，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有“三个来源”，它应当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继承。马克思主义是启蒙思想“更彻底”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的关系，还必须研究马克思学说来自的“三个来源”的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两者结合的适当，事业就会健康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要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中华民族智慧的新结合。

　　田辰山教授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与和儒学的关系如果不是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式看待，就符合实际了。今天儒学的复兴更多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而言。儒学有一个对待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历史关系问题。儒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同一结构，一脉相承。在确定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学及其他传统思想的现代形式，二者是相辅相成，不是二元对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的，是一容俱荣、一损俱损同命运关系，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矛盾的。它们需要处理的不是学术关系，不是结构差异，而是政治、历史关系。儒学须承认、接受、主动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政治地位。现代史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带来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新中国，这是个历史成果、政治成果。在这个大角度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利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