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的普遍性

    儒學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學問，也是中華民族不死的精神支柱。在歷史上，它起於中國，但決非只為中國人所有。因為它立足於生命，主張人當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位置，然後修養自己、充實自己，通過具體的實踐，努力完成自己的本分。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自己的成長與成熟，便可擔當歷史運命，回應時代挑戰，確立軌範，創造新思，以守護傳統及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胸襟廣濶，思想深遠，上通於古，下貫於今，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與「天人合一」；其實就是把為己之學、修身之學、立德之學、明道之學與通經致用之學、為政之道、處事之道、教化之道，合而為一。此中所展示的，並非理論與應用的關係，而是生命的成長、氣質之變化、能力之提升、心量之擴濶、與對客觀世界所反映的價值之洞察，知其糾結，有化解之力；推動歷史，走向理想，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與人生意義。由內而外，亦由外而復歸於內。關鍵在自己的領悟：是甚麼人，就會做甚麼事。這個道理，凡有生命者莫不知而喜之，樂而行之，所以有其普遍性。

二、歷史的遺憾

可惜這種強調通過個人成長、內外互動以達至內聖外王（亦含天人合一）之學，自先秦儒家提出之後，在歷史上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體現，反而不斷在兩端擺動，造成矛盾和斷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似乎使儒學之外王事業達於頂峰，但由於缺乏踐履者之內聖工夫之支持，變成與政治利益、現實利益結合，神魔不分。如一經之疏，多至百萬言，班固即評為「利祿之路然也」。結果儒家之經典愈流行，愈走向形式化，脫離生命，雖稱為經學，其實只是一外殼。有見及此，宋明儒學就要把這一方向扭轉，直承孟子，「先立乎其大者」，點明心性，以為外王事業立根；並建立道統，以得心性之傳者為正。「性即理」不如「心即理」，朱陸之爭以王陽明之致良知之教結束。這無疑是一大翻轉，但外王方面，則乏善足陳，儘管培養出一大批士君子以其人格對抗腐敗之朝政，但無補於宋明之亡。

三、宋儒之道統與儒者的命運

是內聖不足，還是外王太難？直到近一百年，新儒家起，歷史又再回到春秋、宋明的老路，面臨異族之挑戰。在春秋時代，漢民族所面對的是夷狄，孔子要守護周文，曾一度讚許推行「尊王攘夷」政策的管仲。這並非出於民族主義，而是兩種文化的差距：中國較為先進，自然不能以夷變夏。及至宋明，外患更為深重，除了北方的遼、金、蒙古之外，更有從印度而來的佛教。形勢險峻，所以宋初胡安定、孫明復、石介等人，皆重《春秋》，以立王道，兼斥佛老。但王道畢竟不是通過概念來建立的，沒有這種能力和內涵的人，墨守《春秋》的王制有甚麼用？其後宋儒建立道統，就是要在政統之外，另立文化綱紀，以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並對抗現實政治。這可說是藉道統來支撐人道，讀聖賢書，就是要挺立人格；但卻形成儒者先天的悲劇性格：在現實的壓逼之下，踽踽獨行，令人淒酸。

四、早期新儒家的努力和挫折

近一百年來的新儒家，從大端來說，就是繼承了宋明這一個讀書人的傳統。儘管最早的梁漱溟的文化哲學並沒有明確歸屬到超越而內在的心性，只說生命意欲，但卻有一股強烈的時代意識與對中國文化的愛護之情，並且身體力行，所以被艾愷（G. Alitto）評為「最後的一個儒家」。他對西方的都市文化深惡痛絕，主張革命要從鄉村建設開始。但由於缺乏社會基礎，他想像中的社會格局已經失去，他的教育事業不能不從歷史中退出。繼梁漱溟而起的馮友蘭、熊十力，前者借重西方的邏輯思維、實在概念，重建中國的形上學，雖能自圓其說但卻抽空了中國哲學的生命實感，只餘下一個架子，所以遭受到後者「把本體作共相」的批評。熊十力認為：「萬物本原與吾人真性本非有二」，把傳統的天人合一歸結到本心、性智，以此為無盡寶藏，然後重建人之自尊與自信，對應西方之科學主義、懷疑主義、心理主義與非理性主義，打通天人之隔，立萬有之基，這可說是一種繼宋儒心性之學而重建本體的工作，而且不須借重西方資源。

但是，歷史不可能後退。近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其實是在西方文化的強勢壓力下，如何存亡繼續？這一方面是民族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先秦儒家已經揭示：唯有文化不死，民族方可不亡，所以必須開出外王，以來遠人。埋首經典，如王船山，即使提煉出真知灼見，還是要改革現實，即所謂乾坤並建。王船山不滿於宋明儒的空疏，不欲再談心性，但閉門讀書，除了傳統資源之外，還有甚麼辦法？不能走出傳統格局，他的著述，便只能藏諸名山；一點孤懷，只能獨明。由此說到熊十力，他的智慧再高，但他面對的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夷狄，而是完全異質的西方文化，挾船堅砲利而來，全世界都承受其壓力，不釜底抽薪，是無法對抗的。這不是單用傳統的思維，講體用不二就能去除。

五、舊格局必須打破

這個壓力是甚麼呢？就是西方文化不但有一套器用、技術、社會組織、政制，還有他們的價值觀、精神嚮往。簡言之，除了科學、民主之外，還有人權、自由、宗教與哲學；單講心性之體，是很難與西方溝通對話的。何況我們在現實上失敗，被人視為落後，國家正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在這個時候談心性，是不切實際的，很容易重蹈晚明的覆轍。外王的局面不錯是由內聖開出，但必須打破原來的格局或符號結構，以釋放生命力。這就是新中國革命的興起，以新文化、新觀念武裝的民族主義登場。對中國來說，這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完全顛覆了歷史的符號。

六、五八年發表的《中國文化宣言》

新儒家堅守孔孟之傳，當然不能接受這場變化。他們深知：救亡當是文化上的救亡，而非只是民族的解放；若離開我們的道統，我們的生命立足於何方？這是存在的惶惑，也是歷史的悲情。這只有把我們的文化，提升到一個國際水平，與西方對話，以顯示我們的特色、高度和深度，才能贏得西方的尊敬。所以，在一九五八年，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聯名發表了一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此《宣言》中，指出中國文化之獨特性，有其特殊之精神之表現方式，亦有其超越之宗教感情與倫理生活，更有其特殊之心性學，而非西方之自然主義與心理本能之說所能比擬；擴充心性之量，即可上達於天而得一永恆的安頓，亦由此形成一永恆的追求，而使我們的民族得以悠久。中國文化雖無西方式的科學與民主，但決非不能從民族自覺的道德精神中開出，此即道德主體之暫時隱退以轉出知性主體以完成其對客觀世界之認知，然後復位以主宰其自身之進退（後來牟宗三特別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科學民主」之說），所以並不與西方文化矛盾，民主制度亦然。這是新外王，與過去的格局不同。由此可知中國的傳統思維必須調整，以容納西方的價值觀，這才能與西方共處。然後在這一基礎上，再說中國文化之特殊智慧，要求西方人士尊重及了解。

由於新儒家發表這篇宣言時，他們正從現實上退出，生活非常艱難，精神上亦非常孤獨，但卻顯示了他們的自信。如孔子在陳絕糧，弦歌不輟。這證明真正的智慧是產生於憂患的，唯有經歷大痛，才有真知灼見。

七、新儒家的貢獻與現實局限

自此之後，新儒家各自努力，埋首著作。但都不約而同，取徑西方或容攝西方。但目的都是接上孔子，接上宋儒，而非改造。如牟先生，借用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現象與物自身之區分來表述他的兩重存有論，但又賦予了新的內涵，使之不相對立；又以「智的直覺」來表達此本體之用，又借用佛教《起信》、《唯識》之義，一心開二門，非常圓融，即活動即存有。經此改造，儒家之內聖之學達於頂峰，可以說是向知識儒學、系統儒學進發，足資學者研究，但外王則始終無辦法。因為在現代社會從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工作，都已經專業化，不可能通過「良知之自我坎陷」就能開出。這只能從一切外王工作須要有一超越的道德精神為根上說，但這卻不一定是「坎陷」。比較起來，唐先生則較守儒學之原始立場，把一切文化都視為生命之自然發展，雖有分途但卻並行不悖，可以即哲學史而言哲學；又吾人之思想可以層層反省，超越各家而得會通。人類之一切哲學、一切文化都是心靈活動所成之境，若能逆觀其生起之源，即可進可退，可升可降，皆為心靈之全體大用，不必定執一端或一境而成衝突。人生苦難，皆由良知之一念陷溺與生命之封閉所造成，唯有逆反至性情，觀其原始一念之善，即有化解與超升之道。唐先生之系統雖不如牟先生之精嚴、語言準確，但卻恢弘博大，出自性情，令人感服。在學術上，他們兩人都把儒學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畢竟還是停留於言說；個人的修養與風姿雖亦有足資敬重之處，但畢竟長期困居於學院，社會人士只以哲學家目之。學術界雖知其有貢獻，但由於各有專業，一般人都讀不懂他們的書。這樣的儒學，會不會遠離社會呢？

這就是新儒家的寂寞與悲哀。儘管他們已傾注全部心力，作出輝煌貢獻，但走不出宋明以來的儒者格局，即只能在心性領域上下工夫。儘管在觀念上有突破，建成體系，但在行動領域上卻日益退守。因為社會結構已變，在西方的專業化、理性化、世俗化的催動下，人人向功利價值狂奔。儒家的良知，已經隱沒；縱有傳統意義上的儒者，如馬一浮先生，亦只能獨善其身，幾乎與世隔絕；反而從知識立場，分析歷史，批判社會現象，還有市場。

不過，新儒家的貢獻畢竟是巨大的。唐牟之外，其實還有許多人分別在其位置上有所付出，如錢穆、張君勱、陳榮捷、方東美、徐復觀……。由於歷史原因，他們都是身居海外，但少年時代所稟受的傳統教養使他們不約而同的為中國文化的延續與再生而奮鬥，努力維繫斯文於不墬。他們的傑出見解，的確使西方漢學家與研究近代中國的學者另眼相看。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八十年代中國開放，就沒有可供中國新一代學人的研究、參照、吸納、繼承和批判的資源。中國文化就真的斷層了。

八、百年儒學的檢討

如今，中國文化該往何處去？經歷了百年國運、百年國史，儒家的角色已大有變化：早四十年是中西文化對峙、論戰、比附、與尋求建立自己模式的階段，儒家不甘被醜化、被詆毀，及被逼要承擔使中國落後、倒退之罪名，於是起而抗爭。這最初可以以梁漱溟、張君勱為代表；其後則有部分學者，如馮友蘭、賀麟，採取西方概念、西方思維來詮釋中國文化，所謂「舊瓶新酒」，意圖改裝，並緩和兩者的矛盾。但對中國傳統有深刻認識的，如熊十力，便不表同意。他一定要確立本體，而且要直貫於工夫；此即所謂「即體即用」，二者不離，以重鑄中國哲學體系。到第二階段，新中國建立，半個世紀以來所追求的民族獨立得到實現，但對儒學的態度卻是徹底的決裂，使儒學本來是一支「文化民族主義」失去了生存的基礎，不但要從政治的意識形態退出，還要從社會退出。儒家精英只好逃亡海外，凌空奮鬥。而海外則是西方文化進駐之地，儒家在現實上根本無立足之所，難怪被余英時譏為「遊魂」。但正如上文所說，現實的危機愈重，新儒家的鬥志愈強，結果反而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為儒學爭取到廣大的精神空間。這種海內外儒學的相反之勢，約有三十年；被放逐的儒學沒有死，反而在異地堅強地生存下來了。唐君毅先生感慨地把這一情形稱為「花果飄零」，但通過「靈根自植」，儒學可以找到自己的根。

這個「根」是甚麼呢？用唐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性情。人必須自我體驗，才能認識到。不過在現實的功利社會，人應付生存已經不容易，哪有時間（亦無方法）去開發自己的性情？儘管新儒家在學術上貢獻巨大，但聲音卻到達不了民間。近三十年，中國開放，重新接受自由市場，並仿效西方的經濟運作，利用中國廉價的土地資源與人力資源，參與全球競爭，結果創造出小康局面，成為國際上一個重要的經濟實體，國際地位亦跟著上升。但與此同時，西方的功利意識、潮流文化、營商手段、自由放緃，亦洶湧而入。原來比較純樸的中國社會立即受到污染，原來的體制亦受到衝擊；人人都追逐財富，輕視法規，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十分嚴重。中國傳統重視道德的精神，完全沒有了。在這種情形下，新儒家的聲音，有人聽嗎？

九、知識儒學不能解決現實問題

按理，重建道德規範，重建健康的人格，十分重要。政府和民間都意識到問題嚴重，十多年前已提出要加強素質教育，以挽救日益沉淪的社會。問題是苦無方法，傳統的道德教育已被推翻，新的概念還未進入人心，如何發揮作用呢？何況受到西方自由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影響，現代人都不喜歡接受別人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都要求獨立思考，實際上是自我中心，大家都很難溝通。西方社會所發生的精神孤獨問題，在中國已完全出現。正如韋伯所指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解咒的時代，沒有了頭上的價值光環，人人都以工具理性相交。這樣的社會當然走向虛無。

這時候即使引入四十年前第二代新儒家的思想也沒有用，因為他們著眼於形上體系的建立，已退出社會。儒學的理性化、系統化雖然十分高妙，但就是不能通向現實。為了迎入西方價值，新儒家可以把科學、民主看成新外王（此義，徐復觀特加強調）。但是，兩個完全異質、不同脈絡的文化究竟如何調協？良知如何直通西方的自由、民主？恐怕不是在觀念上撥轉那麼簡單。橘逾淮則枳，東方民族真要學到西方價值，恐怕還有一段旅途要走。簡單來說，新儒家的知識系統不能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尤其是虛無。

十、歷史給予中國文化再生的機會

依《易經》說法，一切變化都要看「時」，所謂「天下隨時」，君子「待時而動」；時不至，雖孔子亦無辦法。中國講身心性命之學數千年，內聖之學登逢造極，就是外王不理想。這也許是中國文化之優點，但反過來也是中國文化的缺點。西方的器用之學很有成就，科技已成為創造現實價值的武器，其地位已上升至為現代人所膜拜的神，但就是無法平伏現代人的心。這兩支文化如能互補，也許正是未來人類的理想之路。但一百多年來，這兩支文化都不能平心靜氣的理解對方，反而爭強鬥勝，結果兩敗俱傷。中國吃虧於前，西方如今亦亢龍有悔：其社會質素已經變壞，教育只講知識：青少年吸毒成風，行為放蕩，縱有民主亦無補於事，因為前路茫茫。去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更足以說明這種放任的自由主義經濟只有闖禍，不可能自我約制，更不要說在許多方面已經積重難返。美國若還想主導世界，那是痴人說夢。從「天下隨時」之角度看，中國再生的機會到了。

十一、儒學復位：向生命回歸

但再生不是為了爭霸，而是證明我們的文化有其真知灼見：從一開始就是要塑造一個有道德、有文化、有修養的社會，以改變人的原始野蠻和野心，這才是真正的文明，而不是享樂和佔有。這是生命儒學，扣緊生活、人倫和文化而言，由此所開出的外王社會和現代西方的便很不同，不會有能源危機、生態危機、社會價值危機和生命危機。問題是如何把這種「外王」開出來？這就須要教育：人性教育；亦即孔子所做的開發性情的教育、變化氣質的教育、生命成長的教育。化民成俗，讓美好的價值不是停留於概念，而是深入生命，幫助每一個人成為君子。

我們認為：這就是我們當代儒者該做的事。這是生命教育，生命成長的教育，而不是知識化或系統化了的心性之學、本體之學。固然，心性之學可以成為教育行動的超越的前提，但不能如此簡單地由形上概念直貫到人生，不能將兩者的關係視為「體用不二」的分析語句。能反省自己、提升自己，或對應別人、教化別人、有具體成果，才是真正的生命儒學。此中關鍵，不是先鋪陳理論，先作理性化、系統化的表述，那是專業學者，或哲學家之所為，不可能深入社會。社會已病，我們更需要的是能進行生命教育的老師。由於儒家對生命成長有正確的、健康的價值觀念，而且明白這些價值由何而出？不會顛倒錯認，更不會附勢趨炎，所以很值得我們推廣。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正是要幫助後來的人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向。生命不可錯認，生命的價值尤須珍惜。我們幸而生而為人，便要知道做人的莊嚴使命。

我們認為：這才是新一代儒者的外王事業。改造社會，不能只看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正如孔子所指出：問題不在制度，而在人心。「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從根上起教，才是真正的萬世之基。空言理論，只有相諍；捨近圖遠，只有顛倒。

茲乘「百年儒學」會議之便，把我們的意見寫出，向大家請教。五十年前，有新儒家的〈中國文化宣言〉，當時是為中國文化爭一席之地；今天已經不須爭，反而須要的是實踐。直承孔子，作生命成長的教育；走出學院，走出西方的專業化思維，由基礎做起，由社會人際關係做起。以生命感受生命，以性情呼喚性情，外王才不會空說。只有社會上有了更多性情健康的人，一切負面現象的消除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