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两度访问欧洲，跟欧洲学者近距离接触，发现他们对青年的宗教态度特别关心。一群活跃在国际宗教社会学学会的欧洲学者创办了《宗教社会学年度评论》，首期主题便是宗教与青年。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懵懵懂懂地充当了一次宗教青年。

    那是1990年夏天，有个机构组织世界宗教青年服务活动，到波兰为当地一个村庄安装自来水管道，借此活动增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了免费参加那个活动，我勉强为自己挑了个宗教的身份——儒教。去了以后才了解到，这个活动是由一个著名的新兴宗教团体所组织的。虽然这个团体颇具扩张性，但这项活动的几周时间内倒也没有太多的传教，我则得以趁这个机会，怀着极大的好奇，主动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青年人交谈，了解他们的信仰和实践。当时觉得印度青年最色彩斑斓，印度教的女孩长辫过臀，跳起印度教舞蹈颇有韵味。头缠长布带的锡克教小伙儿名叫“甜”，锡克教女孩竟然也叫“甜”，而锡克教图徽却是三把刀剑，让人难测甜蜜与刀剑如何融合。与我同宿舍的是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刚刚皈信基督教，每晚他睡觉前都会大声祷告，祷告时总会提及“锋杠克”，后来他告诉我，那是在为我提名向基督祷告。虽然20年过去了，这个青年人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但不知今生是否还有缘再次相遇。

    那次异域活动中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我在从美国飞越大西洋抵达华沙的当晚，一位负责指导的欧洲学者特意过来对我说：“我不知道中国现在还有儒教徒，有多少儒教徒？他们保留了什么信仰和实践？”那时刻，我无言以对。跟众多的同龄人一样，我对儒家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还只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最初接触到过，直到读研究生时才自己阅读了一些儒家的经典著作。只不过当时如果一定要挑一个宗教的话，我想来想去，最能接受和认同的，也就是儒家了，因此便以此填表报名。参加那次活动的还有一位直接从大陆去的年轻人，记得好像他自称是佛教徒，但显然并无修行。倒是那位台湾去的女生，虔诚修佛，寡言少语，餐餐吃素，她自己说正准备出家呢。这样3个人在20年前以民间的形式“代表”了一把中国的宗教青年，现在想来，不知是应该感到荒谬，还是应该感到幽默，但无论如何，多多少少还是反映了一点点那时的现实吧。

    《宗教社会学年度评论》主编是意大利人，他们找我做编委之一，并且邀请我为其创刊的第一期撰稿。因为我对于宗教与青年这个话题素无研究，便再三推辞。无奈这位热情的意大利人不依不饶，甚至到美国开会时特意安排当面游说，最后我只得答应下来，计划就中国青年和宗教的研究做一个文献回顾，用以交差。然而，搜遍有关中文期刊的网站之后发现，虽然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的宗教信仰调查文章逐年增多，其中也报道了一些有意思的数据和现象，但是这些调查距离科学规范差距实在太大，力度和信誉度让人没有信心。无奈之余，我只好求助历史，在整理近现代中国青年的宗教态度过程中，倒也形成点滴心得。

    纵观现代中国历史，中国青年的宗教态度有过几次重大转折，其中很多问题是值得反思和深入研究的。首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对一切宗教，从“打倒孔家店”过渡到“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最后形成“反宗教大同盟”，那时的先进青年反对所有宗教迷信。一些知识精英则提出不同的宗教替代品：科学代宗教、美育代宗教、伦理代宗教、主义代宗教，结果是随后几十年科学主义盛行，以及一次次剧烈的社会政治试验。那个年代也有两个支流，一些文化精英殚精竭虑改造和维持儒家，另有一些学者把学位证书投进大海，转而投入社会底层传播基督教福音。这两个20世纪上半叶的末流，在进入21世纪后则兴盛勃发，成为颇具冲击力的主流文化现象。

    其次是“文革”时期的消灭宗教，在“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同时，那些“红卫兵”们却把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走到无神论共产主义理想的反面。

    再其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灵性复苏，从1980年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到1990年的《心灵史》，再到21世纪的北村等小说家的诸多文学艺术作品，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时代的灵性脉动。强调实证调查的宗教社会科学在近年兴起，也记录着各地各种宗教的复兴景象。

    百年中国青年的宗教态度大回转，其中缘由，尚待严肃的科学调查和理性的科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