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心中有恨，那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大恨。如何把这种大恨转化成乐观与豁达，是韩国的一个新课题。

韩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泛而言之即国民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此我们采访了三位韩国学者。

急性子的半岛性格

对于同胞的一些激烈之举，慎荣树先生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韩国人面对危机时的应激反应。尤其是面对大国时，以韩国之弱小，一般的抗议是不会引起重视的。”他的语气中夹杂着复杂感情。

慎荣树今年62岁了，他把生活着三四万韩国侨民的北京望京住宅区称为“KOREA　TOWN”(韩国城)，在这个“TOWN”里，他操持着名为《北京通讯》的韩文内部刊物。作为中韩建交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韩国记者，慎荣树曾担任过“在中国韩人会”的会长。

“从我的年龄和阅历来讲，我知道这其中的偏激。”在汉城大学读书时，慎荣树曾积极参加反美活动，如今年过耳顺，反思过去，他深知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之间经常发生抵牾，“可人都是有感情的啊！不表达出来会很痛苦啊！”

所以对于断指和自焚，慎荣树的态度是不参与，不支持，可也不反对。

“韩国男人是激烈的，韩国女人也一样。”娇小玲珑的李周美今年虚岁三十，新婚燕尔，目前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士。

“断指和自焚，我肯定不是那样的人，但我非常理解，非常非常理解。”李周美沉吟一下，抬头直视记者，再次确认道，“为了国家，我相信韩国人什么事都会做出来。”

慎荣树和李周美不约而同地将韩国人的这种性格表述为一个中性的词语———“急性子”。而39岁的北大历史学博士、现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元烨先生则将“急性子”命名为“半岛性格”。

朝鲜半岛地势狭长，偶有风吹草动，马上波及全国，如果发生战争，没有万里长征和持久战的回旋余地。回顾历史，每次外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成功，都意味着朝鲜半岛命运的彻底转变———第一战往往就已经是背水一战，让一步就是自投太平洋。所以，面对同样的事态，韩国人的危机感、不安感、焦虑感要比很多国家的人严重得多。

时空感受的局促与压抑，把韩国人催成了急性子，说干就干，干就务求毕其功于一役。韩国人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急。李元烨说：“在韩国的中华料理店，经常看到韩国人在喊，快点，快点！即便是请客，我们也很少有一顿饭吃上三个小时的。”

李元烨还认为，从朴正熙到卢泰愚，长期的军人政府统治，形成的军人作风，对韩国国民性格也有影响。

李周美说：“我们(在华韩国留学生)给中国人起的外号就是‘慢慢地’。慢走，慢用……为什么要劝人慢呢？”

急性子，使1960年代朴正熙政府仅用了5个月就建成了汉城到釜山的428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使韩国几十年内从不发达国家变成了朝气蓬勃的新兴工业国。

而从负面来讲，急性子就容易缺乏长远计划，往往被冲动的情绪所左右，变幻无常。“钱多时盲目冲动地投资，至少是韩国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李周美说。

急性子的极致表现，就是断指和自焚了。这些举动虽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但却是最直接、最快捷的。

三位受访韩国学者认为，如设身处地，则会发现其中人性的共通。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不能后退了，身后就是莫斯科”，情势所致，俄罗斯人与韩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也会如出一辙；中国古人，人为制造破釜沉舟的局面，求的也是那份决一死战的心态。韩国人不是不懂得“来日方长显身手”的妙处，但条件所限，他们必须立刻就“甘洒热血写春秋”。

半岛性格并非受到彻底赞美。李元烨认为，庆尚道(韩国东部省份)之所以能够产生朴正熙、金泳三、卢武铉几位总统，就是因为庆尚道人善于迂回与妥协。

虽有此反思，韩国人对于决绝与断然的认同，仍明显高于对冷静和妥协的认同。并非世界上所有半岛居民都是急性子，所以极端形式的抗争仍属韩国文化特色。

然而韩国人的个人奋斗和个人牺牲，并非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价值实现所能解释的，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家庭成员中的牺牲者，这就是下一个话题了。

孔子死了？

“韩国各地人的性格很不一样，”李元烨说，“汉城人比较普通；高句丽人是北方人，凶猛、刚烈；全罗道人比较淳朴，但容易被骗，庆尚道人一直可以压服他们；而庆尚道人容易妥协……”但几个韩国人到一起，首先会互相打听年龄，然后兄弟相称，马上就有了天然领导，马上就会形成团队。“只要在汉城街头树一杆大旗，不愁没人跟你走”。

慎荣树则说，没有团结，就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他认为，在韩国儒家思想占有绝对优势，韩国人是最具儒家气质的民族……随后以征询的语气问记者：“韩国的儒家气氛应该比中国浓吧？”

按其描述，整个韩国就是一个可以根据形势、随机缩放的大家庭，每个韩国国民都是家庭中的成员，每个成员都自觉地按照儒家的伦理秩序，安然履行着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李周美就更具有儒家标本意义了。她是韩国大儒李退溪的第17代直系后代，在韩国思想史上，李退溪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朱熹。“退溪家族的直系后代称作‘真宝李氏’，旁系后代称作‘真成李氏’，‘真宝李氏’有三百多人。”李周美显得很自豪，“我的家训是‘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人’，也就是‘士’。我父亲经常说，士是为真理而活着，活着就要立身扬名。”

李周美的父亲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她从小读经，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李周美7岁时，父亲叫了她三声，而她没听到，结果被训了一整天。此后只要在家，李周美就总要处于待命状态。

在北大，李周美曾因师弟师妹们直呼其名而严厉地说：“要么你叫我师姐，要么你就别叫我！”师弟师妹们吓了一跳，从此叫她“美姐”。做“美姐”的代价，就是李周美必须以身作则，成为师弟师妹们生活和学习的楷模。

记者问：“这样你不累吗？”李周美说：“我没什么，李师兄(李元烨)更累，他是我们的开拓者和老大哥。”

“美姐”受访时，一个韩国小师妹坐在她的身边，一言不发地倾听着她的发言。李周美说，在韩国，晚辈当着长辈的面喝酒喝茶，必须转过身去。小师妹就频频点头，以示应和。

李周美说，今后自己肯定会像父亲教育自己一样教育子女。

除儒家外，韩国拥有东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天主教徒，但用李元烨的说法，那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宗教信仰”，儒家无处不在。

李元烨说，上学时从来没想过反对老师。如果有人反对老师，别人就会反对你。你是在破坏一个大家公认神圣的、生存于其中的秩序，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同样道理，谁乱扔垃圾，胡乱喧哗，就会被认为是家教不好。个人尊严受损事小，可怕的是整个家庭和父母都遭到鄙视。

虚岁刚到三十的李周美说，自己读高中时，男孩子可能不听老师的话，但没人敢公开顶撞老师。她认为《我的野蛮女友》是搞笑的，是因为罕见才会被拍成电影：“如果按照张艺谋的电影来理解中国，肯定是不行的，那只是一部电影。”

三位受访者都肯于承认儒家文化的正面作用。

“中国人说为了孩子读书宁可砸锅卖铁，韩国人说为了孩子读书宁可卖掉农具和耕牛。”慎荣树说。慎荣树出生于农村，家里弟兄八个，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后来到汉城做建筑工人，省吃俭用把他供上了汉城大学中文系。慎荣树认为韩国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应归功于儒家重教的思想。

儒家思想在经济上的成功也是得到承认的。敬业乐群，现世态度，积极进取，勤俭持家……尽管总有人论述信点啥可以使人产生难以想象的高尚情操，但儒家后代不会在跪地磕头上耗费过多的体力和智慧。

在国家精神上，儒家讲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一旦国难当头，全国同仇敌忾，韩国经济危机中的献金运动就是明证。

儒家思想提供的社会凝聚力也得到了正面肯定。韩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时，无论工人和资本家，都喜欢把劳资矛盾描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李元烨读仁川大学时，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迫退学。反思过去，他说：“年轻时做的事大方向是对的，但代价太大，肯定有比较缓和的解决方案。”

韩国人也在对儒家思想进行反思，也曾有人模仿尼采的“上帝死了”提出“孔子死了”，但对儒家思想始终没有全盘否定。

慎荣树说，对儒家的反思，应该起源于朴正熙时代。朴正熙时代的作家李御宁批评儒家重名分、轻实利的思想。他第一次告诉韩国人：曹操比刘备伟大。“当时连韩国女工的背包里都会有一本李御宁的书。”慎荣树说。在经济建设运动中，儒家思想家打破“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观念，承认商人如果具备了高尚情操也可以被称为“士”，儒家也就以涵盖的姿态顺应了时代潮流，而不是作为敌对势力被驱逐出局。

李周美反思道，儒家思想往往导致亲情大于是非，进而形成朋党政治：“如果你是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站在你的立场上！”然而李周美又说，哪个国家没有朋党政治？因为具有强烈的情感，所以谁一旦被韩国人视为敌人，则家仇国恨交加，断难轻易解脱，这也是情感社会的一个特征。

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儒家思想与权威主义之间有着绝对必然的联系，容易扼杀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在这点上韩国人的反思比较多，比如对朴正熙的评价。

李周美说：“国外都承认朴正熙是韩国经济起飞的英雄，但韩国人评价他时首先会说他是民主的敌人。”李周美认为，这是因为现在韩国人难以接受一个比自己强的英雄，是一种反权威主义的表现。谈到最近朝鲜主场和巴林进行的世界杯外围赛，李周美说：“当足球踢到巴林的半场，全场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口号……感到很机械，又有点悲哀。”然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只有这一个能够做得如此彻底。无论向哪个方向走，权威主义的力度都是巨大的，换个思路，如果这种精神用在经济建设或制度改革上呢？

男尊女卑也是正在反思的问题。李元烨说，以前韩国男人回家，只有三句话，“我回来了”，“吃饭吧”，“睡觉吧”。有孩子的也许还会问一句：“孩子怎么样？”刚来中国时，李元烨很吃惊，中国男人做饭，洗衣服，买东西，什么都做。慎荣树则认为韩国女人地位其实很高，因为男人挣钱都交给女人，所以值得羡慕。而身为女性的李周美博士说，自己结婚后不会回家当家庭主妇，以后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这样才有成就感。

李周美非常喜欢住在中国：“如果回到韩国，哪怕是出门买罐可乐，都得打扮好才能出门。如果随便穿件运动衣出去，店员会看不起你，被朋友碰到，是很失身份的事。”李周美对韩国文化的又一个反思是“面子社会”：“韩国每个人的收入中都有笔专门的费用，就叫‘维持面子费’。开奔驰的和开夏利的所受到的待遇绝对不会一样，如果大家都穿粉红短裙而你没有，你就是丢面子。近几年中国人说韩国是整容大国，这是没错的。80%的人为了找到好工作，不得不去整容。”

李周美刚来中国时，觉得中国出租司机的问题太直率了，他会直接问你挣多少钱。在韩国最亲密的朋友也基本不打听对方收入的，因为总有一方要伤面子。李周美的师妹曾请教她：“怎么有的中国人穿着睡衣就出门了？”李周美的解释是，中国人没有韩国人那么爱面子。

三位受访者都认为，韩国的文化反省没有一个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人格为标准人格、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文化的反省过程。至于到底是个体价值高于一切，还是集体价值高于一切，不能笼统论定，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个人的战争

李元烨博士这样描述韩国的肇始：一只熊在漆黑的山洞，坚持吃了100天大蒜和萎蒿，变成了美女。这位美女嫁给了天帝的儿子桓雄，生下了檀君。公元前2333年10月3日，檀君建立了朝鲜。直到今天，韩国还把每年的10月3日定为开天节，像中国祭奠黄帝一样祭檀君。按此传说，韩国历史也有近五千年了。

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朝鲜半岛的国家历史始于中国商代。商纣王的叔叔箕子不堪迫害，带着中原文化出走到朝鲜半岛并建立国家。后有战国末期燕人卫满躲避秦军，东走朝鲜建国。

在韩国，檀君朝鲜论被称为国史观，而箕子朝鲜论和卫满朝鲜论则被称为殖民史观。两种史观的激烈对峙状态，由来并不长久。

这些学者还介绍说，1910年到1945年，日本吞并朝鲜，实行“武断统治”。其间暴行累累，而文化上的欺凌更让韩国人刻骨铭心。日本曾用“学术方法”把朝鲜半岛韩民族论证为“和族鲜系”；还曾经剥夺韩民族姓氏，所谓“创氏改名”。李元烨先辈曾被迫改姓为“李家”；而李周美的祖辈则因拒绝改姓，被剥夺了土地，爷爷远走中国东北办学；慎荣树出生时正值日本统治时期，“荣树”这个名字既可以读成韩音，又可以读成日音。姓没改，但名字却是一个无奈的两全。

压抑有多大，反弹有多高。1945年韩国解放，汉城人民纷纷将家门口挂着的日式姓氏牌子砸碎，以找回失去的尊严。

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清算，最著名的案例当属“一个人的战争”。1953年，日本趁朝鲜内战，曾一度派兵占领了独岛(日方称竹岛)。韩国郁陵岛居民在23岁的洪淳七的领导下，偷取枪械，组成“独岛义勇守备队”，开赴独岛将日本军人赶走。此后，洪淳七独自守卫独岛长达3年8个月，多次单枪匹马与日本渔船和海上巡逻船对峙。1956年李承晚政府派出海上警察驻守独岛，洪淳七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守土护国大业”。

本土主体史观的建立，使韩国人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但也充满历史的矛盾。

首当其冲的是“小中华”观念。公元4-5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逐渐成为韩民族的思想根基。韩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最典型的、最完整的儒家文明继承者，在中国沦亡时，“小中华”才是儒家文明正朔，值得骄傲；另一方面，“小中华”中的从属意味，也让韩国人感到别扭：“阿里郎哀怨的曲调，就是这种复杂心情的写照。”李元烨说。

尤其1945年朝鲜解放以后，“小中华”观念更处于尴尬地位。

朝鲜文中的汉字也由此受到质疑。近代以前，朝鲜半岛士大夫阶层基本使用汉字；朴正熙时代，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都被取消。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韩国政府还曾下令取消所有牌匾上的汉字标记。

取消汉字，使年轻一代的韩国人看祖先的著述需要经过一道翻译。为了主体，疏远了祖先，产生了断根的危机。1999年，金大中总统下令部分解除对汉字使用的限制。韩国人找到的解释是，就像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各有各的本土文化一样，朝鲜半岛先辈的汉字文化也属于朝鲜本土文化。

这样就在主体和根脉之间找到了一种弥合的解释。然而直到今天，汉字的使用仍处于争议之中。

历史的态度，折射到对待中国的态度之上，韩国人矛盾重重。再加上现代的反共教育，韩国人没到中国之前，大多对中国充满疑虑。

“刚到中国那年，一出机场看到红旗，心里一哆嗦。过一个星期，就发现没什么区别了。”李周美说。

三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韩国受访者都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人和韩国人更接近。“和中国人喝一次酒就能交流了。”慎荣树说。提到喝酒请客，李周美说，韩国绝对不会AA制的，这次你请，下次他请，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有数。这点和中国完全一样。

慎荣树说，韩国人在变，中国人也在变，以诚信来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以前韩国人的诚信度也不行，富裕之后才会有文明的追求，中国也是一样的。”

提到中国流行的“韩流”，李元烨似乎很担心这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他马上说：“1970年代韩国就有‘汉流’，我小时候心中最大的英雄就是李小龙。每天放学……”对着记者，李博士做出了一些李小龙的招牌动作。

再者，金庸在韩国也几乎是无人不知，很多男孩子迷金庸，连读书都耽误了。这些描述并非夸大，43岁的韩国漫画家协会附设漫画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光男，不会汉语，但创作了好几本发生在苏州等地的、以丐帮为主角的武侠小说。

传说韩国人反对一切外来商品，慎荣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德国车、美国车都受欢迎。其实韩国国民也喜欢日本的小产品，但日本车除外。开着日本车到处跑，是很丢脸的。”李周美表示，自己不会把对日本殖民的反感加到每个具体的日本个人身上：“普通日本人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们生气呢？几个政客就能左右全体日本国民，这不是狗摇尾巴，而是尾巴摇狗！”

就连驱逐了日军的美国，也没有被毫无保留地接受，从慎荣树到李元烨再到李周美，都对美国在韩国的存在表达了无奈和愤怒。这种情绪是全民的，美军坦克曾碾死了两个韩国女中学生，结果韩国几乎整个国家都奋起抗议。

从李元烨博士的著作《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一书中看，自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美国一直都在毫不犹豫地拿朝鲜作为其远东利益的筹码，不只一次地出卖朝鲜抚慰日本。

慎荣树说，大国怎么可能和小国完全平等呢？可能吗？不可能啊！

李元烨博士则更加直率：“我不认为韩国已经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韩国总统的政策，总要先向美国报告。”

对于韩国的未来，三位受访者都危机感深重，颇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味道。李元烨说，韩国的国家前途，还在探索之中。李周美则说，回到韩国，发现经济危机后人们的表情变得沉默压抑。近来学校的孩子们冷落医生和律师，转而崇拜明星。最近有老师打孩子，孩子家长去学校吵闹……李周美的父母说，唉，韩国没希望了。

访谈快结束时，李周美在桌子上写了一个“恨”字。韩国人心中有恨，那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大恨。李周美说，如何把这种大恨转化成乐观与豁达，是韩国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