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兴盛的原因

　　元人虞集在为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作画像赞时指出：

　　“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运，人鲜克知”①。

　　虞集的这段赞语，不仅讴歌了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宏扬儒学的历史功绩，而且还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西夏人尊儒、崇儒、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以及学习研究儒家经典，领会宣传其基本思想和精神，早已蔚然成风。

　　西夏儒学，早在李继迁、李德明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时，便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如李继迁叛宋自立后，注意招抚受过儒学教育的汉人知识分子为其所用。“（何）宪灵州人，保吉（继迁）破州城时得之，爱其才，使掌兵……”②。李德明时，曾“潜没中官”和“曲延儒士”，表明他在继续推引继迁的崇儒用儒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

　　西夏建国后，其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诸帝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便盛况空前，建树突出。西夏儒学之所以日益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适应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如众所知，西夏社会发展至景宗元昊之时，已经进入封建制阶段（尽管还存在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的残余）。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均已封建化的情况下，西夏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农牧主的既得利益，巩固已经确立的新的封建尊卑贵贱等级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使西夏统治长治久安，迫切需要一种“有补治道”③的学说，作为官方哲学，为其统治服务，西夏儒学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和繁荣昌盛。

　　第二，培养封建御用人才的需要。元昊建国伊始，为了解决急需的人才，曾大力兴办蕃学，把蕃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但实践证明，通过蕃学培养人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不高。“士皆气矜，鲜廉耻，甘罗文纲”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供不应求和提高人才的素质，必须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吸取儒学营养，将发展汉学，开科取士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大批培养符合封建者需要的御用人才。

　　第三，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西夏统治者所确立的蕃汉联合统治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以党项贵族为主体，联合汉人地主、僧侣地主以及各族上层，残酷剥削和奴役广大贫苦农牧民的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各族贵族、地主与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的矛盾，是西夏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者称之为基本矛盾。这时基本矛盾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仁孝时，日益尖锐激化，具体表现在其统治境内发生了威州大斌、静州埋庆，庆州箎浪、富儿等族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其蕃汉联合统治，单纯依靠军事镇压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去麻痹劳动人民，征服人心，而大力振兴儒学，宣传儒家思想，正好能起这样的作用。

　　第四，历史的经验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告诉西夏统治者，凡是统一过北方的少数民族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等等，为了使其统治长治久安，无不尊儒、崇儒、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大力宣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思想。要求官吏、士人和老百姓，均能以此为其行动的准绳。正如仁孝时期御史中丞薛元礼所指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①。

　　说明西夏统治者十分注重吸取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尊儒崇儒的经验教训。

　　第五，原有的儒学基础。所谓原有的儒学基础，指的是汉末以来的河西、陇右文化被西夏所继承。由于西夏继承了河陇文化，其原有儒学基础较好，因此，得以获得长足的发展，日益兴盛和繁荣。
 
　　二、西夏儒学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简要概况

　　西夏儒学的发展，从景宗元昊称帝建国，到末主睍灭亡，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景宗元昊时期。即自1032年元昊被立为太子，到1048年元昊去世，首尾17年。这是西夏儒学正式建立时期。在这个阶段里，元昊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了蕃学和汉学，作为学习文化和培养人才的教育机关。从表面上看，似乎蕃学与汉学并立，但实际上元昊将蕃学放在首位，作为重点扶持。具体表现在元昊以博学多才在西夏享有很高声誉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为什么元昊要特别重视蕃学？有一种看法认为主要是以“胡礼蕃书”同宋对抗。但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表象上看，元昊创建蕃学，同下令秃发，改姓立号等措施联系起来似乎是以“胡礼蕃书”同宋抗衡。但通过现象看本质，其主要目的和真正用意则是“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牧其用”①。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缺乏的人才问题。

　　元昊除了创建蕃学、汉学外，还组织人力翻译诸如《孝经》等儒学著作，重视吸收外地儒学英俊，使本地儒学英才（诸如杨守素、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钟鼎臣等）与外来儒学英俊（如张元、吴昊等）相结合，他们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出谋划策。

　　第二阶段，为毅宗谅祚，惠宗秉常统治时期。即自公元1048—1086年，首尾38年。这是西夏儒学获得进一步传播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谅祚比较倾慕汉文化，因此，在尊儒、崇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改蕃礼为汉礼、增设官职，重用汉人，以及仿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等旨在加速汉化的措施。其中对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尤为重用。如宋朝延安人景询投奔西夏，“谅祚爱其才，授学士”②。

　　为了扩大加速儒学在西夏的传播，谅祚还以朝贡的方式，用马换取宋朝的儒家经典。史载：

　　“谅祚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③。

　　所谓九经，指《易》、《书》、《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周礼》。这些儒家经典著作的传入，对儒学在西夏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惠宗秉常在位期间，虽然其本人倾慕汉化，对于“中国制度，心窃好之”，并曾“令国中悉去蕃礼，复行汉礼”①，但由于大权旁落到梁太后及其弟梁乙埋及乙埋之子梁乞逋手中，实际上是个傀儡，加上梁太后反对汉化，因此，在他统治近20年里，儒学停止不前，谈不上有什么建树。

　　第三阶段，为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统治时期。即自1086年到1206年，首尾120年。这是西夏儒学大发展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的大力提倡，西夏儒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学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封孔子为文宣帝，继续购求儒家典籍，并将它翻译成西夏文。对其中一些经典进行注释，以及设立翰林学士院，来安置那些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等等。

　　桓宗纯祐在这段期间，大体上保持了仁孝时期儒学兴盛的势头。他曾多次开科取士，量才录用。如权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②。被录取的进士中最有名的是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顼。遵顼“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③。即中了头名状元。在纯祐统治期间，通过兴办学校，发展科举所培养的人才，质量较高。如公元1203年（天庆十年）九月，西夏派往金朝贺天寿节的使臣，宣德郎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三俊”④。
第四个阶段，自襄宗安全到末主睍。即自1206年—1227年，首尾23年。这是西夏儒学的衰落时期。这个阶段在科举方面，开科录取进士，虽然仍在坚持，如公元1225年（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①，但学校兴办的很不景气，尤其在西夏即将灭亡之际，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学校校址和学宫遭到破坏。以学宫为例，如蕃汉教授斡道冲死后，“仁孝图其像以祀学宫，俾郡县遵行之”②。但各郡县所建学宫，因受蒙夏战争的破坏，所剩无几。“后夏亡，庙学尽坏，惟甘州仅有其迹，凉州有殿及庑焉”③。西夏境内的学宫残破如此，其儒学因受战争的影响而日益衰落，概可想见。
 
　　三、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西夏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汉学与蕃学并存，互为补充形式。自元昊建国伊始，就既办蕃学，又兴汉学，但以蕃学为主。这种重蕃学轻汉学的局面，持续到乾顺仁孝之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的加深，及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汉学的重视程度，逐渐超过了蕃学。尽管历代西夏统治者在重视蕃学、汉学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始终不渝地推行蕃学、汉学并存的方针，即使在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汉学日重的情况下，蕃学也并未取消。其所以如此，因为第一，为了适应党项人与汉人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需要。西夏统治者要想较好地解决该问题，除了编撰出版诸如《蕃汉合时掌中珠》一类的字典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既兴汉学，又兴蕃学，为党项人汉人提供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场所；第二，蕃学与汉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西夏文与汉文的关系那样，“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

　　其特点之二，是儒学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西夏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和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如崇宗乾顺亲政后，其大臣在是否要振兴儒学建立国学问题上，就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争。御史中丞薛元礼认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②

　　因此，他主张以儒治国，建议兴办学校。但御史大夫谋宁克认为：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熏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③。

　　即反对以儒治国和振兴儒学。虽然乾顺根据当时的国情，权衡利弊得失，最后采纳了薛元礼兴办国学（即汉学）的建议，但它反映了统治者在是否要振兴儒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矛盾斗争。

　　同时，这种矛盾斗争，在西夏历史上并非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力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发展科举，但外戚任得敬却上疏反对道：

　　“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在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芋，縻禀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①。

　　这种倒行逆施的建议虽然未被仁孝采纳，但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在是否要振兴儒学，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问题上矛盾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西夏儒学的历史作用大体上有以下三点：

　　第一，促使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导致兵政日益废弛。景宗元昊称帝建国时确定的立国方针为“尚武重法”。但这一立国方针，到崇宗乾顺亲政后，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儒学的振兴，转变为“重文尚法”，以儒治国的方针。这一方针的转变，使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变为愈来愈文弱，军队素质因此下降，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睍时，终因军政废弛而寿终正寝了。

　　第二，对于维护西夏的统一，防止夏国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仁宗仁孝之时，一些刚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敬的斗争上。仁孝时外戚任得敬擅权专作威福，欲与仁孝分治西夏国家。一些饱学儒学经典，怀着满腔忠君爱国思想的大臣，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专横跋扈图谋不轨的罪恶和阴谋。史载：

　　“（热辣）公济骨鲠有风裁，见得敬专恣日甚，抗疏言：‘得敬为国懿亲，擅权宠，作威福，阴利国家有事以重己功，岂休戚与共之谊？请赐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仁孝恐为所害，今致仕归。得敬奸谗，举朝多为折挫，敢与相是非词气不挠者，惟公济与焦景颜、斡道冲而已”①。

　　这说明通过西夏儒学的振兴，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熏陶下，产生了一批像热辣公济那样的直言敢谏的骨鲠之臣。他们对权臣任得敬所作的斗争，对于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国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中央集权，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过一百多年的兴办学校，发展科举，到仁宗仁孝时已从一个人才缺乏的国家，变为人才充足的国家。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史载：

　　“金主遣宿直将军温敦斡喝来横赐，仁孝使枢密都丞旨梁元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②。

　　从“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看，说明西夏人才质量之高，同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通过振兴儒学，不仅为其自身培养了足够的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为元朝统治者所用，对蒙古人的汉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③。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斡公画像赞》。
② 《西夏书事》卷8。
③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西夏书事》卷21。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24。
② 《西夏书事》卷41。
③ 《西夏书事》卷39。
④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42。
② 《西夏书事》卷38。
③ 《西夏书事》卷38。
① 《蕃汉合时掌中珠?序言》。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西夏书事》卷32。
① 《西夏书事》卷36。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西夏书事》卷36。
③ 参阅拙作：《略论西夏的儒学》，载《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