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贺兰人、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教授是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的高足，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景海峰还在北大汤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时候，便已经开始研究传统儒学对时代所起的作用，在当时学术界对传统儒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边缘的状态下，景教授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和魂，在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理念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0多年过去了，“国学热”重又燃起，并在当下关于“人文精神”的探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昨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景海峰教授，追溯中国人文传统并探讨它在当代现实中的意义。
“人文”概念最早见于《周易》
《文化广场》：“人文精神”这个概念，人们普遍理解为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一种思潮，它反对神权压迫，反对经院哲学的桎梏，主张人的解放，人性的张扬，人的价值，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它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景海峰：这个概念首先要梳理，“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外来词“Humanlism”，在英文中与“人文科学”、“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都是同一个词。您刚才提到的“人文精神”是狭义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从近代西方400年以来的价值理念去理解。从广义层面来看，泛化了的“人文主义”，就不再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有一个往前追溯、后续发展的问题，从古希腊到当代，“人文主义”的脉络一直没有断；而在西方以外，中国参照西方所揭示和张扬的“人文主义”，也不再限于世俗和神圣、宗教和现代性之间的角力，而是凸现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人的独立人格等核心理念。
《文化广场》：中国文化中对“人文”的表述，最早见于哪里？它的原始意义是什么？
景海峰：最早见于《周易》。《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易传》又有“十翼”，其中“彖传”在解释“贲卦”的彖辞中，谈到人与天之间的关系时，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后来，黄帝被称为“人文始祖”也根源于此，在最古老的“人文”理念中，“先王”们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一个文化的创造者。“化成天下”就是教化万民，这是中国独有的古老传统，一个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体、政治体，也是一个文化体。
中国文化重视现实人生
《文化广场》：在孔孟先哲留下的文字记录中，都有充满人文思想色彩的表述，像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贵君贱”的“民本主义”思想，像墨子的“兼爱”、“非攻”，这些是否可以看作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端？这些思想是否形成了一种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
景海峰：殷商时代占主导的是“巫筮文化”，人们没有自我意识，到了周代“礼乐文化”产生，与之前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就是“人”的觉醒，周礼强调人的作用。后来，孔子对周礼的欣赏及肯定，也是从人的自我发现、人的自主性的觉醒出发。追踪溯源，儒家从孔子开始，开了中国文化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中心这样一个理念的先河。儒家称颂三代文化，推崇尧舜禹，主要是推崇他们在文明的创造、自立、觉醒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对“人”的特别重视，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背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文明”这一概念，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当时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的地域中，独立发展起来的原发性的文明形态。在中国，从黄河流域的“三代文化”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兴盛，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源。
儒家以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为标志，它的思想并不是在先秦时代才创造出来的，它实际上是重新整理、诠释、阐发远古文明遗产的结果。在重新整理三代文化的过程中，儒家成为最主力的一个“队员”。为什么后来儒家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只有它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与它所承担的这个身份有很大关系。从儒家身上，能够看到中国文化悠久的谱系与根源，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核。在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是儒家奠定了中国文化“重视现实人生”的格局，这就与西方文化对宗教、天国的追寻大不一样。重视现实人生，就必然要考虑“人”的位置，人是自觉的、能动的存在。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充分肯定，是儒家思想的基点。
中国人文传统
以儒家为代表
《文化广场》：中国人文传统中最具价值的、与西方人文传统不同的核心是什么？
景海峰：我认为有三个。一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调适性，“和”是中国“人文”思想体系中的主调，与西方传统中人对于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完全不同。二是对“人”的理解。中国“人文”传统是从道德层面来理解“人”的意义，而西方则以宗教为基点，从人神关系的基础上寻找“人”的价值。三是群体主义。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对人的认识建立在家族和社会网络结构基础之上，而西方则是个人主义、自我中心、自由意志等一系列完全不同的价值理念。
《文化广场》：请勾勒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文传统传承、流变的脉络。
景海峰：中国人文传统的基本理念，都嫁接在儒家的根脉之上。如果我们扩大对“人文”的结构性理解，还不能忽视先秦时代的其他思想体系。第二代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中，这样划分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儒家代表“人文”，墨家代表“次人文”，老庄代表“超人文”，法家代表“反人文”，阴阳家代表“非人文”。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人文”的、主流的形态，以儒家为代表。二是“超人文”。在现实化的以“人”为本之外，“人”确实还有一些超越世俗眼界的精神追求，对“人文”层面构成一种必要的补充，这是“超人文”思想所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三是感觉经验层面的、技能性的、实证性的拓展，我把它称为“科学精神”。
在中国“人文”传统中，“超人文”与“科学精神”这两极发展得不够充分，在近代思想家的反思中也成为对儒家指责的重要方面，如儒家没能发展出“民主”，没能发展出“科学”，没有宗教情怀，没有超越性等等。代表这两极的学派，汉代以后被排斥到一个边缘的位置，独尊儒术，一家独大，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结构造成了某种缺失。
100年来中华人文传统被逐渐“妖魔化”
《文化广场》：能否谈谈近100年来中国人文传统面临的问题和它的现状？
景海峰：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后，表现出与中国传统的巨大差别，其中主要是“超人文”的宗教形态与“非人文”的科技进步两个层面对中国人的心灵世界造成了极大刺激。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有道德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一直觉得自己的文明形态最优良，一旦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几乎没有抵抗力的道德中心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解体了，破碎了。
中国人文传统的失落与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两个结构变化有关。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基础之上，这种结构在近代已经慢慢瓦解，现代社会的结构更接近西方近代的公司、单位等体制，再加上都市化进程，人口的迁移，道德理念的基础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结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种急切的、与传统决裂的激进主义思潮，“建立新世界，就要打碎旧世界”，完全忽略了本民族文明形态的连续性，20世纪中国走的很多弯路都与这种根源性的、过分浪漫的思想有关。不断反传统，不断与传统告别，传统逐渐成为人们心中依稀的记忆或“妖魔化”的碎影。这种革命大批判对传统的摧毁是致命的。
倡导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
《文化广场》：怎样理解中国人文传统对于当代的借鉴意义，以及“人文精神”讨论的当下性？
景海峰：从人文精神建设的当下性角度来看，这个命题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个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几十年闭关锁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状态下重新走向世界，1979年到80年代初，中国有过一段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是“文革”之后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当时还比较禁锢的环境中，没能铺展开来。第二次是90年代市场经济化之后，发端于上海知识分子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更多是精英文化在面对经济改革、社会结构变化时所遭遇的话语失落的失重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太大价值的话题。第三次就是最近关于“人文精神”的提倡，它与以往已经完全不同。首先，它是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产生的，与第一次受到压制、草草收场，第二次知识分子在象牙塔中发出哀鸣完全不同。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谈人文精神，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学上的追溯，而是一种高度融合性的结果，它尽管和历史脉络有关，但更多是一个当代性话题，其中，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等概念已经难以剥离。最后，今天的“人文精神”讨论具有非常现实的、急切的、具体的目标性指向，不再是一个书斋性话题、学理化探讨。
基于此，此次“人文精神”讨论必须达成几个共识。一方面，切忌急功近利，让它演变成所谓的“建设工程”，要在人们的价值理念、文化内核上追寻一些根本性的、切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既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又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指向性目标要和实体化的、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制度规划、制度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不能流于几篇学术文章的探讨。
当前的“人文精神”讨论，与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失落、信仰崩溃、欲望泛滥、物质主义的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有极大关系，从大的范畴来讲，它是一个道德建设举措，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这一点再看以儒学体系为主导的中国人文传统，就多少有了“对症下药”的味道。
景海峰简介
景海峰，男，1957年10月生，宁夏贺兰人。1978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82年攻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学。1997－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的研究。专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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