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斯人千古不磨心
一九九三年秋，我開始在臺大中文系任教，在大一國文領域開設「臺灣文學」，三班共約一百二十個學生。這一年的課師生都非常投入，在談笑激辯的熱情中，師生一起成長，至今思之，猶有感動。
一九九四年夏，我寫成《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長文）收於《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正中書局》，可以說是對第一年「臺灣文學」課的教學成果的一部分總結。文章發表於同年八月的第三屆《高雄文化發展史》研討會，當時並未引起太大迴響。
一九九五年二月節本在吳全成先生主編的《中外文學》發表，引發了一場本土化的論戰，在備受獨派學者圍剿的處境下，也受到王曉波兄、廖咸浩師、陳映真先生、林書揚先生的聲援。我第一次體會到「論戰」的特殊情境以及陷於論戰中的特殊心情。
中國思想史自先秦以迄民國，乃至六0年代、七0年代的臺灣，「論戰」都曾是激發原創性之思想火花的鐵玷，也是鞭策傳統思想重新出發的動力。對我而言，在此論戰中最大的收穫是發現了「臺灣儒學」。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中研院的《當代儒學》計畫的第三次研討會上提一論文《當代儒學與臺灣本土化璉動入收於《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引發了很熱烈的討論，這篇論文寫作的心理背景是四月份陷於論戰中的心情，其思路也是延續自《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
我在論文中提出「臺灣儒學」一詞，並在文末寫道：「臺灣儒學的文化尋根，應該可以帶領我們前往整個中國儒學的『後山』，這後山可能是另一個『前哨』。」把臺灣儒學當作一個新的論域提出來，固然有為儒學研究別開生面的企圖，但也是為了解決我個人內心深處的臺灣情感和中國情感如何安頓的問題。從論戰轉到臺灣儒學的研究，彷彿從打鐵舖改行到磨坊工作，滴水穿石的工夫取代了火光四射的熾熱。我享受著沈潛的喜悅。為此我對論戰中作為我論敵的師友，懷著感激，特別是對陳芳明先生。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研院巧遇陳先生，當時心中湧起一股「相逢一笑眠恩仇」的快意。
臺灣儒學的提法體現的是根源意識、本土意識，而它所印證的則是儒學的普世性。沒有根源性就無法證成普世性，這關係就如同儒學中「經」與「權」之間的關係，也類似「經典」與「經典詮釋」之間的關係。
「詮釋」（即一種「權」，權變）當然是依賴「經典」的，因為它本身就是基於詮釋者的時空脈絡而對「經典」所作的回應、解釋，乃至修正、再造：另一方面，「經典」也是依賴「詮釋」的，因為一部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引不起迴響也得不到詮釋的著作必定不是「經典」，「經典」的特性正在於它具有在不同時空的心靈上激發共鳴的精神能量，也具有不斷被詮釋、改造而不失原始生命的思想原創性。
儒學的臺灣版本，或說臺灣的儒學經驗，體現的正是臺灣的本土性和儒學的普世性的結合。臺灣儒學證明了臺灣這個小島沒有在東亞的重大精神文明:儒學傳統中缺席，也證明了儒學的普世倫理對政權的棄地、化外的人民所發揮的教化作用。臺灣和儒學是相得益彰的，在過去如此，在末來也應該能為彼此的精神文化創造進一步發展的契機。
從中國儒學史的研究來看，儒學的各種分派，不論是孔子殘後的儒分為八，或是宋儒的濂、洛、關、閩之傳，都鮮少被學者從地域特性的視野進行研究。從地域特性出發，齊魯文化、楚文化、江浙文化、閩粵文化、臺灣文化都可以成為發展儒學的新起點。臺灣儒學可以在這樣的脈絡中被定位。另一方面，就臺灣儒學史本身來看，臺灣儒學共經歷了「起源」、「發展」與「轉化」三大階段。
臺灣儒學起源於明鄭時期第一座廟學的建立，其思想繼承南明儒學之經學與經世致用之學的傳統。清代是臺灣儒學的發展期，經過二百多年的墾殖，儒學已在臺灣的土壤裡生根，此期的思想主流是福建朱子學，程明道曾視其大弟子楊龜山歸閩為「道南之傳」，則朱子學之入臺可稱為「道東之傳」。
就思想的原創性言，臺灣朱子學難脫福建朱子學的籠罩；但是就思想的歷史性、社會性、文化性而言，臺灣朱子學所浮現的問題，諸如與異文化（原住民文化）的避遁，與民間信仰（如文昌帝君的信仰）的遭遇，與移民社會的互動，都使臺灣朱子學展現奇異繽紛的色彩。
日據時代臺灣儒學的中心課題是「現代轉化」。五十年的殖民地經驗及二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的挑戰，使儒學的體質、氣質起了極大的變化。被異族統治的痛史使儒學由朱子的理學轉向具有經世性格的史學和詩學，整體精神上顯現對南明儒學的回歸。另一方面，隨著抗日運動由舊式的華夷對抗轉型為新式的反殖民鬥爭，儒學也在同時面臨脫胎換骨的要求。
臺灣在這個年代的「現代」處境是如何反抗帝國主義，如何引進西方思潮，如何改造臺灣使成為現代社會，從事這些工作的知識份子中大部分為舊學出身，文化上的新舊融合遂成為他們的文化思維的重心，其中彰化人王敏川更將儒學是否要進行現代轉化視為儒學在現代社會中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擇，他的努力代表臺灣人對儒學的現代轉化的最早貢獻。（有關王敏川的思想，見陳昭瑛，《啟蒙、解放與傳統：論二0年代臺灣知識份子的文化省思》，《臺灣與傳統文化》，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斯人千古不磨心」是陸象山在赴鵝湖之會前夕所賦之詩，對「心」的解釋不必侷限於「心學」的定義。「心」有大小，小如個別人物的精神，大如文化傳統的精神。「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陶淵明，《詠荊蚵》）是對心靈長存的信賴；「文果載心，余心有寄」（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是對後世知音的期盼。在這世上，有人歷千古而不磨其心，有人越千載而知古人之心。這種跨越時空的「會心」是人類精神活動中最美妙神奇的一刻。歷史意識和歷史情感越強烈的民族，越是對這樣的「會心」戀戀不捨。文化的延續依賴這種「會心」，儒學的傳承也依賴這種「會心」。臺灣儒學乃是臺灣人之心與歷代儒者之心的相會，是中國儒學史這一眾心相會的大會場中的一個小會場。
這本書是幾年來研究臺灣儒學的初步成果，更細膩更深入的探討還有待未來幾年的努力。這本書的順利出版要感謝兩位助理朱浩毅君、楊適菁君和正中書局編輯們的辛勞。回顧二十三年學習儒學的生涯，我要特別感謝徐復觀師的厚愛和黃俊傑師的啟蒙、提攜，感謝張永雋師、張亨師的教誨，感謝楊儒賓兄、李明輝兄、李紀祥兄的激勵，以及劉述先先生、戴璉璋先生的鼓勵。
在儒家詩學方面，廖蔚卿師的教誨一直是我的研究的源頭活水：在連橫研究方面，林文月師的啟發擴大了我的思考空間。我還想感謝參與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當代儒學」計畫、臺灣大學「中國文化經典的詮釋傳統之研究」計畫，以及兩屆「臺灣儒學」國際會議（一九九七年、一九九九年，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每位師友。最後要感謝杜維明先生及參與「哈佛儒學研討會」的每一位朋友，一九九八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康橋之會」充滿著酒酣耳熱的激情、針鋒相對的辯難，以及共傾懷抱的真心，是我的儒學生涯中最精采的一段。
陳昭瑛於台北書房風簷負暄有懷
二000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