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性和现代性》主要包括：儒学在台湾的移植与发展、《台湾通史•吴凤列传》中的儒家思想、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等内容。

前言

儒学在明郑时期传人台湾。明郑历史乃南明史的一部分，主导明郑历史的郑成功也与南明的儒学有深厚的渊源。因此明郑时期的台湾儒学，虽刚萌芽，却是上承南明诸儒，下启清代台湾儒学。台湾儒学的另一来源是福建朱子学，广义言之，即闽学。闽、台仅一衣带水之隔，荷据时代台湾之汉移民以闽人为主，明郑之时自郑成功以迄下属亦多闽人。清代台湾在工885年建省之前，也一直是福建辖区。因此，闽学传人台湾乃顺理成章的事。
就汉族观点而言，清代乃是台湾社会成为以汉人主导、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阶段，于是以台南一带为中心，儒学随着汉文化而向南、向北、最后向东扩散。就文化的阶级因素而言，郑成功来台之前，庶民阶级的汉文化早已随汉移民进入台湾，其中自不乏与儒学相关而表现于人伦日用之间的思想。不过，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汉文化，如儒学与科名观念、精细文学与书画创作，则在明郑之后才传人台湾。明郑统治台湾仅22年，清廷则领台212年。在这200多年间，由于汉移民的增加、有心官民的大力提倡、科举功名的吸引，儒学教育日渐普及。因此，在马关条约割台之时（1895），台湾已是处处弦歌，无怪乎领导农民反抗日本部队登陆的多为各地儒生，其情其景颇类似南明抗清、慷慨牺牲的儒生。儒学在日据时代亦如南明儒学，充满民族抗争的色彩。所不同者，日据时代同时是台湾与亚洲地区一起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开端，新旧文化的论辩折冲亦发生于日据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或许是由于处于殖民地，台湾汉人在日本人同化政策的压力之下，反而对本族文化的存亡有较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并未出现全盘西化的理论。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台湾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但也是维护旧文化最有力的地区。似乎这样一个基调一直持续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
就明、清两代而言，台湾儒学由于发展时间短浅，又未能超越闽学的笼罩，并未成为具有原创性的学派，因此所谓“台湾儒学”只能说是闽学在台的一个支脉，或指儒学在台湾的存在、发展。虽然如此，台湾儒学仍有一些特殊于内地的因素，值得深入观察。就闽、台的渊源而言，许多执教于台湾的官学、书院的教师，甚至学有专精的行政首长本身即来自福建，自然而然将闽学传人台湾，其中值得注意的人物有陈*与蓝鼎元。蓝氏在高令印、陈其芳合著的《福建朱子学》中有专文介绍（见高令印等406—424）。另外，虽未来台，但曾受邀为台湾诸罗县庙学撰写碑记，并有多篇文章收在台湾地方志的闽学人物是蔡世远。蔡氏曾主持福建朱子学重镇鳌峰书院，有多部理学著作问世，在高令印、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中也和蓝鼎元一样，被归类为清初朱子学复兴的代表人物（高令印等397—405）。因此，就研究素材而言，蓝鼎元和蔡世远的著作可以视为闽、台儒学渊源的重要材料。
清初大力建设台湾府学、提倡儒学教育不遗余力的陈璸并不是成一家之言的儒者，但他留下的数篇教育碑文所表现的儒学思想相当深刻，值得分析探讨。陈璸之外，台湾各地的教育碑文作者中虽然缺乏硕学鸿儒，但碑文本身却反映一时一地的儒学教育的现象，以及某些层面的儒学思想。碑文之外，书院的学规也是考察当时儒学思想的材料。此外，历代台湾各地之地方志中也收有儒学师生少数理学论文和相当数量的理学诗，也是思想史的材料，值得注意。地方志的作者若为留意思想者，也常在记载教育制度、现况的篇章中夹议夹论，借地方志的书写来抒发个人的儒学思想。对这些类似传注的见解，也不应忽略。

作者简介

陈昭瑛(1957～)，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

一 儒学在台湾的移植与发展：从明郑至日据时代
前言
一 明郑台湾与儒学
二 清初朱子学的复兴与台湾儒学教育的建制
三 清初台湾教育碑文中的儒家思想
四 清代台湾书院学规中的儒家思想
五 清代台湾的儒学诗
六 殖民地的台湾儒学：1895—1945
二 《台湾通史。吴凤列传》中的儒家思想
一 连雅堂的时代与家学
二 《台湾通史》中的汉族意识与原住民形象
三 吴凤故事的各种版本与雅堂立传的准则
四 “仁、义、智、武”的儒家思想及其文学性的表现
三 启蒙、解放与传统：论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省思
前言
一、1921年的台湾：启蒙
二、1924年到1925年的新文学运动：从“启蒙”到“解放”的过度
三、1927年的台湾：解放
四、“传统”的再现
(一)基本立场：文化调和论
(二)自我定位：从“士”到“知识阶级”的转化
(三)对儒家诗学的回归
(四)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吸收
五、发现一个典型： 王敏川
(一)从启蒙人物到左翼运动领袖
(一)儒家思想的体证者
(三)女性主义者
四 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中的儒学思想
前言
一、吴浊流的汉学生涯
二、胡太明的启蒙导师：彭秀才和胡老人
　三、胡太明生命中的两个儒学空间：云梯书院和胡家大厅
　　四、由道人儒：胡太明的心路历程
……

书摘

《吴凤列传》共分三段，第一段“士有杀身成仁，……”与第三段“连横曰：……”是史家个人看法，中间一大段自“吴凤，诸罗打猫东堡番仔潭庄人，……”至末句“尊凤为阿里山神，立祠祷祀，至今人山者皆无害”（连雅堂1985：765—766）。才是整个故事本身。《列传》是据《云林采访册》改写的，为了忠于蓝本，雅堂乃依《采访册》定吴凤任阿里山通事时间为康熙51年。《采访册》记：“岁戊戌”为吴凤死年(倪赞元180)。戊戌为康熙57年，《采访册》未言吴凤任通事几年过难，只言凤任通事后“不忍买命媚番，借词缓之，屡爽其约”。“屡”究指几次则不知。雅堂在这不太关键的地方写道：“如是五年。番知凤之终绐己也。”雅堂之设其实相当合理，若说吴凤骗“番”“人难购”而以年代之，仅二、三年，而“番”即欲杀凤，则显出“番”的凶暴；又若凤骗之达七、八年乃至十年，皆不为识破，又显出“番”之过愚。因此“五年”是合理的数字，由此向前推，才有了康熙51年吴风任通事之说。但何以末段赞文又有了乾隆时凤任通事的补充？其实这正表示雅堂负责的态度，他在据《采访册》重述此一段故事后，因听闻新的说法似乎比较合理，所以便将之一并记下，供后人考察之用。然邓孔昌却煞有介事的进行“辩误”，其书许多地方类此，只反映了邓氏自己的多事与草率。
四、“仁、义、智、武”的儒家思想及其文学性的表现
《吴凤列传》所揭橥的儒家思想可以用文中吴凤强调的“仁、义、智、武四个概念来涵括。然而《列传》不是论说文也不是语录，刘知几《史通．二体》言：“《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传”既旨在“委曲细事”，则对义理的传达必寄托于以人为核心的故事之中。《吴凤列传》虽本于《云林采访册》，但其内中义理比《采访册》更深切，其“委曲细事”所达到的文学性也比《采访册》更著明。
《列传》记录本事的第二段，以生动的对话、动作情节把吴凤刻画成一个具有忠肝义胆的铁铮铮的汉子。当吴凤到任，听到每岁汉人男女二人与番，杀以祭，而番又时有杀人，官军且未敢讨，不禁悲愤交加：
　 凤至，闻其事，叹曰：“彼番也，吾汉族也，吾必使彼不敢杀我人！”或曰：“有约　　在，彼不从奈何？且岁与二人，公固无害也。”凤怒叱曰：“而何卑耶。夫无罪而杀人，　　不仁也；杀同胞以求利，不义也；彼欲杀我，而我则与之，不智也。且我辈皆汉族之健者　　，不能威而制之， 已非男子；而又奴颜婢膝， 以媚彼番人，不武也。有一于是，乃公　　不为也。”
这一段由《采访册》一句凤“不忍买命媚番”敷衍而来，并且揭示了“仁、义、智、武”等观念，而吴凤出此言的口气虎虎生风，确有孟子所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气概。其下雅堂更以具体的情节来证明吴风不为“不仁”、“不义”、“不智”、“不武”之事。其年番至，要求如约给予男女二人，凤告以“今岁大熟，人难购，吾且与若牛，明年偿之。”这是敷衍《采访册》中的“借词缓之”一句。如此骗“番”5年之后，“番”终
知受骗，议杀吴凤以祭。凤决定牺牲，但为求死有代价，他在死前作了一番布局，显现了临死不乱的智与勇：
　　 吴风：……彼番果敢杀我，吾死为厉鬼，必歼之无遗。”凤居固近山，伐木、抽藤之　　辈百数十年，皆矫健有力者，编为四队，伏隘待。戒日：“番逃时，则起击。”又作纸人　　肖己状，弩目散发，提 长刀，骑怒马，面山立。约家人日：“番至，吾必决斗。若闻吾　　六呼，则亦呼，趣火相，放煤竹，似左威。”
吴凤安排家人与部属在他死后弄鬼以惊番，这也本于《采访册》。 最早的刘家谋《海音诗》：“既死，社番每于薄暮，见凤披发带剑骑马而呼，社中人多疫死者。”(陈昭瑛1996b：107)相较之下，倪 赞元与雅堂的弄鬼说比刘家谋的真鬼说合乎科学精神，这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差异。安排妥当之后，吴凤与番相议。在雅堂笔下，临死的吴凤从容而慷慨；而死后番人受惊的情形更显出吴凤死前布局的严密周全：
　　越数日，番酋至，从数十人，奔凤家。凤危坐堂上，神气飞越，首告曰：“公许我以　　人，何背约?今不与，我等不归矣!”凤叱日：“蠢奴!吾死亦不与若人。”番怒刃凤，凤　　亦格之，终被诛。大呼日：“吴凤杀番去矣!”闻者亦呼日：“吴凤杀番去矣!”鸣金伐鼓　　，声震山谷，番惊窜，凤所部起击之，死伤略尽。一二走入山者，又见凤逐之，多悸死。　　妇女惧，匿室中，无所得食，亦槁饿死。己而疫作，四十八社番莫不见凤之驰逐山中也。
雅堂在《序》(即第一段)中强调吴凤之仁，在(赞>(即第二段)中则强调吴凤之武。<序>云：“士有杀身成仁，大则为一国，次为一乡，又次则为友而死。若荆轲、聂政之徒，感恩知己，激愤舍生，亦足以振懦夫之气，成侠客之名，历百世而不泯也。呜呼!如吴凤者，则为汉族而死尔。迄今过阿里山者，莫不谈之啧啧，然则如凤者，汉族岂可少哉?顶礼而祝之，范金而祀之，而后可以报我先之德也。”雅堂认为“成仁”有为一国、一乡、一友而死者，而吴凤是为一族而死，实更大于一国。强调吴凤乃“为汉族而死”，纪念他是为“报我先民之德”，如此自觉的汉族意识则是《海音诗》和《采访册》所没有的，这自然反映雅堂对自己时代的感受。<赞>中云：“凤之威棱，至今犹在阿里山也。”是强调吴凤之武。在日人版本中，吴凤之武完全消失，吴凤成了一个慈祥老人。在《采访册》和《列传》中，吴凤之武都是整个故事中影响情节发展。对话语气与人物之精神面貌的重要因素的，雅堂曾自号“武公”，①为孙子取名“战”，取中日终需一战以光复台湾之义(林文月1997：210)。这也因为雅堂未忘割台浩劫实因中国之不武与不能战。
《通史》中论明，郑曾言及“我族之武”，《军备志》言：“荷人……复为我延平郡王所逐，蓄锐待时，谋复诸夏，故其奔走疏附者，皆赴忠蹈义之徒，枕戈存者。安平之垒、铁砧之山，落日荒涛，尚堪凭吊，此则我族之武也。”(连雅堂1985：282)在《勇士列传》的“序”，雅堂言：“纵横之世，士趣公仇，耻私斗，故人多尚武，以捍卫国家，及汉犹承其烈。”(同上944)这话指出“武”之真义，即私斗非武，报公仇、卫国家才是“武”，这是以儒家的“仁义”来提升“武”的境界。并再次强调“台湾为海上荒岛，我先民之来相宅者，皆抱坚毅之气，怀必死之心。……而我延平郡王又策励之，遗风鼓荡，至今未泯”(同上：944—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