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开讲，让我省鼓励私人办学、多渠道办学的格局更加清晰——黔地国学推广开出“动车组”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我国已故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朱伯昆先生、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 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及台、港、澳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创建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1984年成立于北京。

　　生死大智慧首届论坛由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丧祭与文明研究中心和贵州省癌症康复协会共同主办，贵阳海天园承办。

    主持人：中国文化书院现有几家分支书院？在贵阳开办书院的期望和想法是什么？

　　王守常：现有武夷山国学大讲堂、成都杜甫草堂大讲堂，贵阳国学大讲堂是第三家。

　　我和宽定先生前几年相识，两人志趣爱好相投，初见有相见恨晚之感，相处有如鱼得水之乐，共事有其乐融融之快。他当过教师和作家，下海经商后，将他的许多文化思想贯穿和运用到企业中，使企业获得长足发展。尤为可贵的是，他做企业十几年来，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处和文化责任，很想将中国文化加之推广和光大，这是我们一拍即合，合作办学的基础动力和根本原因。希望更多贵阳人可以通过接触和学习国学，增加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社会的责任意识。

　　主持人：有人说，在商品化时代，过分吆喝什么，往往意味着糟蹋什么。您如何看待国学热？

　　李宽定：当国学成为赚钱工具，国学也就沦为了快餐文化和娱乐方法。吃多了快餐人们终会厌倦，当有一天连快餐都不是时，就不会有人对文化感兴趣。现在书院有人来，而且是赶着来，不为利益而来，这说明中国文化大有市场，后继有人。

　　贵阳国学大讲堂不同于纯学院派讲堂，也不同于电视上的百家讲坛，我们既会兼顾专家学者，也会兼顾一般听众；既会真正地去研究它，也会实在地去普及它。我们会更缜密，会把文献资料交代得更清楚，便于听众记录和翻阅学习，以便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我们不急于盈利，开始会赔钱亏本经营，然后慢慢过渡至保本持平，最后是微利，根本目的还是满足听众的了解欲和求知欲。

　　主持人：作为私人力量办学，贵阳国学大讲堂的诞生对教育的贡献不可忽视。它的存在对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有何意义？

　　王守常：晚清学者章学诚说，书院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季羡林主张官学、私学共同发展。从教育制度上说，孔子的最大贡献是办了私学。美国常青藤五所大学联盟全是民间所办，这种教育教学模式，带动整个西方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现在，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们开始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而国家也以开放的姿态，鼓励民间办学、多渠道办学，打破原来大一统的办学格局，这无疑是国富民强所带来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必将大大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主持人：商业化手段推广国学可行吗？推广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守常：我个人并不反对用商业化手段推介国学。纵观历史，如果没有丝绸之路，佛教哪能传入国门；蒙元帝国不到达欧洲，中国文化不可能得以快速传播；郑和下西洋带去了中国特产，也带去了中国文化。可以说，文化传播一定是和经济活动连在一起的，但在推广过程中，利益的追求和分配一定要合理，要秉着多方受惠、共同获益的前提去做。

　　主持人：今天所需要的国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特征？我们在回归传统中，怎样保持与世界的一致？

　　李宽定：我觉得国学是围绕中国文化那些中心观念的形成、发育和变迁而展开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它只提供一个聚集的点，然后由此辐射开去，可能涉及文史哲各领域，以及中医、武术、美术、建筑等行业。因此，国学注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不能以囊括一切的傲慢态度去取代所有学科领域。

　　国学在现在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的，或惟一正确的版本，如果有，那它必定是僵化的版本。我们不可能指望，真有一帮代天立言的专家或学者，可以向我们传播一种叫做国学的学说，让我们普通大众只需将它生吞活剥，依葫芦画瓢即可。时至今日，国学只能活在我们所倡导的回归传统之中，活在我们所需要的永不停歇的前行之中，活在有关它的各种见解和争论之中，活在自由交流的思维之中，活在全体参与的生命体验之中。

　　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脑筋急转弯，问：丹麦人说哪种话？答：童话。

　　顺着这个思路，问：中国人读哪种书？答：古籍书。

　　这当然只是戏谑和调侃。但因为安徒生，丹麦成为童话之国，一提起这个国家，人们心中总会涌起来自童年的感人记忆。到丹麦旅游，人们都会去哥本哈根一睹美人鱼的身姿，再追忆追忆《海的女儿》的片断。

　　那么，在国人心中，在世人心中，提起中国，人们无疑会想起周易、儒学、道学、佛学，会想起孔子、孟子、老子，这些学说和人物已然融入世人和国人的意识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根基，渗入中华文化的DNA血脉之中。

　　今天，科技的不断发展，外来文明的往来借鉴，令我们体验到越来越富足而多彩的生活，越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了解过去、追问历史、寻祖探宗的激情越炽热。于是，国学再度热了起来，走进了全民的视线。

　　8月16日，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由 著名作家 李宽定和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 王守常先生共同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在贵阳新添寨泉·天下公寓开坛，慕名前来的听众络绎不绝，简朴而热烈的氛围中大讲堂开始迎接着人们对她的欢喜和赞扬，抑或拷问和不解。

　　对此，贵阳市教育局局长李秉中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国学应大力弘扬，民间办学弘扬国学值得提倡。

　　偶然与必然的选择

　　坐落于贵阳新添寨泉·天下“登墀世家”内的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房前小桥流水，房后曲径通幽，一派意蕴悠然景象。对于“登墀世家”的来历， 李宽定作如下诠释：李登墀先生是他的父亲，解放前作过学问为过官，在他未满周岁之时，登墀先生撒手离世。他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好在父亲留下了一部《中华易学》书稿。“我成年后知道有这本著作时的心情，不亚于拉奥孔雕像、庞贝古城在欧洲的被发现和出土，它激活的不仅是对父亲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打开了的地下室豁口，让我朦胧而真切地看到了父亲的模样，感受到了父亲的温度。这部书稿后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作为来宾，记者有幸获赠李登墀先生《中华易学》套书一部，这部书封面为深绿色，外观雅致精美，由我省一家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捧着墨香未散的《中华易学》， 李宽定介绍说：“为配合书院16日的开坛讲学，此书15日晚才加班印制出来的。”

　　前来参加书院成立仪式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先生对《中华易学》赞不绝口：“我向那么多年前居于贵州桐梓这样偏僻乡里的李登墀先生表示敬意，他的研究意义深远，证明了中华典籍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有大批喜爱者和追随者，从另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和完整辉煌，这是世界上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地方。”

　　一生中12年教书、13年写作、14年经商的 李宽定说，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的诞生，是偶然也是必然，是他执著的追求也是机缘的巧合：“父亲、大哥都著书立说，他们对我的影响颇大，这么当年做企业，使我有一定能力可以为推广中国文化做一些事。认识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北大教授 王守常后，说了成立书院的想法，得到先生的鼎力帮助和合作，这一切是巧合，更是自己信仰和理想的必然回归。”

　　他说，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将根据需求，采用定期或不定期形式，每期对关乎国学，又关乎当今社会的种种现象，以主题演讲和讨论的方式，进行深入探讨，每年大致有12次集中式主题讲学活动。

　　国学推广要返本开新

　　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另一位创办者 王守常先生在谈及国学时，有一个核心的思想——返本开新。他说，陈寅恪曾在《学衡》杂志撰文指出，我们一方面要不忘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努力向西方学习。他将之概括为四个字：返本开新。其终极目标即是我们现在广为认同的观念：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

　　他说，近现代史上有学术成就和优秀作品的大家，大多传统文化基础深厚，然后又去到西方留学，在东西方文化交融和贯通中，获得更多感悟和更深思考，站在文化人类学和文学哲学的高度，修炼而成。这直接地说明，闭关自守、唯我独尊，或崇洋媚外、羡慕旁人皆不是明智之举，只有充分了解了自我，深刻理解了他国文化，才可能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地多元地看待世界，从而获取真知。

　　王守常认为，国学不是教我们简单复古，而是要解决现在生存发展的需要，改变现在存在的不足，比如过分西化、过于商业化、人与自然的矛盾等。他说，工业文明300年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和突出的矛盾，需要我们从国学中汲取养分，文化营养不仅可以调整好人的内心，还可以让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我们不可能全盘改变，但我们至少可以局部改变。”国学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人类走到今天，很多事改变了，但人的心性思维、血缘亲情、生老病死没有变，而且永远也不会变。几千年前留下的典籍，准确地解释了那个时代的问题，有些还是今人琢磨不透的，其中关于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更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学习。我们要学好用好传统文化，不能凭借对她的一知半解，或似懂非懂的去接受和传承，坐下来认认真真研读，才是我们中国人对待自己文化制高点应有的敬畏和敬重。”这是 王守常教授特别强调关注国学一定要从诵读经典开始的原因。

　　大讲堂开讲第一期

　　8月16日，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在举行简单的成立仪式后，诸多专家学者围绕第一期主题——生死大智慧登坛开讲。

　　北京大学教授吴飞从西方文化入手，对比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生死观的不同。他说，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中重视城邦的概念，而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强调的是家族概念，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导致人们生活态度不同，催生出不同的宗教体系。我们今天对比和探讨东西方不同文化，主要意义在于在别的文化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楚自己，分清哪些是我们可以传承的，哪些是要进行创新和改造的。

　　“如果每个生者能‘先行到死’，由死来反观生，在观念上先行一步，立于人生的终点看‘中点’，立于死之境界来反观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可能察觉自我生命里缺少了什么，应追求什么，懂得人生幸福和快乐的真正含义，人生痛苦与悲伤的真谛。所以，只有明白了‘死’，才能更好地‘生’，从而在有限生命中创造出更大更多的意义和价值，让人生更加圆满。研究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生’上。”江西师范大学郑小江教授从汶川、玉树、舟曲地震和泥石流说开去，讲到灾难中幸存者中出现的心如死灰的现状，有的甚至有自杀倾向，这些都暴露出中国人对生死问题的忽视和回避。他坦然而自然的讲解，让听众有醍醐灌顶之感。

　　北京大学哲学系扛鼎人物之一的李中华教授认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应自然的积极作为，合理作为，不应矫揉造作，弄虚作假。“正如庄子所言，心机存于胸，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做学问的人，尤其应该去除各种机巧心思，做纯粹、纯白之人。”这是李中华先生的人生之道，也是他教育学生做人的一条重要法则。

　　李中华教授对《周易》研究很深，他说，《周易》的易理哲学直接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对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尤为深刻，后世的大哲学家朱熹和王阳明都是在学习易理的基础上，成长为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行神合一的思想在近现代文化和思想界依然有着很高的位置。他表示，下次来贵阳，会为听众讲解《周易》的易理哲学，他拒绝讲相术，“因为相术往往沦为心术不正之人的谋利工具。”

　　记者手记：文明不可失去“身份证”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令后人惊叹的历史时期，西方哲学家将之称作“轴心时代”。东西方几大文明一起进入一个创造性思维集体迸发的时代，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于东西方历史舞台上，他们用思想和著作，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对东西方人类的第一次精神奠基。哲学家们认为，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奠定的精神基础之上。

　　在这个人类思想发育的童年期，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我们的先人贤哲不仅没有缺位，而且留下了响亮的声音和精妙的著述。其精妙而伟大，虽时隔2500年之久，我们仍只能仰望和追随，而无法超越。

　　在这一奇特的学术和思想面前，解释是苍白的，语言是空洞的，我们能做的，唯有记住它。

　　大浪淘沙，留者为金。世界上许多古老文明相继消失，有的仅存遗迹，无人传承；有的只剩传说，没有记载；有的连传说也没有，彻底灭亡了。这种景象让我们心生悲凉，同时也让我们心存庆幸：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保存完好，传承完整，就连一些细节也以记录的形式流传至今。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可能没有富足和奢侈感：不论哪朝哪代，我们总能找到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论从多么久远的起点出发，我们都能从那儿延续到这儿；不论从多么细小的细节开始，我们都会从中感知到过去和现在。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可以拍那么多历史剧，津津乐道于尘封太久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