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诗朗 (John Berthrong)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波士顿儒家代表人物。多年来致力于不同信仰间的对话，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范式转化》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06])，《儒家之道的转型》(Westview Press)， 《论创造性：朱熹、怀海特与南乐山之比较》，以及《扩展过程：探索中西哲学与神学的转型》。
访波士顿大学白诗朗教授
(采访者：王寄瀛，吕珺翻译）
问：您现在已经由北京回到了波士顿，请问您在高峰会议上的所见所闻是否加强或者改变了您对新儒家全球化的未来贡献的观点呢？
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新儒家未来角色的大讨论，对儒家之道全球化感兴趣的人，都应密切关注其进程。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不同部分都在应对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学术界、政府官员、商人。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兴趣，我的中国新儒家朋友真诚地关切西方学者对儒家的看法，关切儒家伦理在讨论全球化、生态学、人权、经济体系等领域可能做出的贡献，而他们对伦理教育和精神塑造等题目的关切要少得多。杜维明教授在十月九日晚上的讲座吸引了众多的听众，这让我非常感动。能和他同台讲话，我不胜荣幸。这一晚让我看到了人们思考儒家在现代中国的未来的兴趣是那么大，而且越来越高涨。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并不完全同意杜教授的解读，但重要的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去聆听一场思想深刻的讲座，来思考儒家能否在未来中国，甚至世界，起到积极作用。坦率地说，我同意杜教授的观点：一种复兴的、改良的新儒家能够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我还想说的是，作为一名思想史家，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读到听到这么多由社会科学家写作的出色的论文。我认为，这种精心构建的跨学科项目是这个领域未来发展的关键。
问：您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儒家研究，是什么最早使您对儒家产生兴趣的？要想使其他的有才华的西方人参与到进一步深入理解儒家的事业中来，从而使哲学的全球化成为一种更为平衡的双向思想交流，应该做些什么呢？
答：最开始我对儒家产生兴趣是1964到65年，我首次来到香港，就读于香港大学，选修了几门中国历史和哲学课，老师用英文授课。我作为一个来自（美国南部）俄克拉荷马的青年，只知道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其它几乎一无所知。我当时已经在从事哲学与宗教研究，因此，在香港逗留的一年里，我对学到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年以后，我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1973至74年间居住在台北。其间，我又去了香港，对哲学大师牟宗三教授做了一次访谈，他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更才华横溢的人。我认为可以和他比肩的只有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我在八十年代时遇到过他）。与牟教授交谈，我感觉自己身处在活生生的儒家传统面前。
我在芝加哥大学时主攻儒家研究，因为我确信不理解儒家传统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芝大开几门很好的关于宋代思想的课。我在七十年代早期接触到朱熹，我向来热爱宏大的、思辨性哲学，朱熹的深邃思想让我着迷，因此我爱上了朱夫子。七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在杜维明教授门下求学（他当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这更增加了我对儒家研究的挚爱和投入。我想向美国人传授这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文化、以及精神传统的历史，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从那时起，我就在尽我所能来做好这件事。在需要做的是鼓励大学里各个部门的同僚协调合作，为亚洲研究增加教员，也举办更多象本次高峰论坛一样的会议。
问：请问您对未来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有哪些建议？
答：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推动跨学科交流，并保证其国际性。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使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一起合作，分享研究成果。
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的“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论坛上发言：
白诗朗：在北美的宗教生活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是，我的朋友做实证研究的时候发现，（在美国社会有许多的复杂、不同的讨论，社会学的讨论，宗教的研究），他们发现许多的人参与许多不同的宗教：教会里面可能有太极、有坐禅打坐的，有练瑜伽的。这在一个世纪之前，许多人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对基督教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基督教与许多其他的东亚传统不同，它的定义是建立在于他者相对的关系上的。基督教的出现是定义于它不是犹太教，反之亦然。教会出现的时候，它若不是属于犹太教，就是属于基督教。我认为在北美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现象正在破除，这种破除出现在一个实践的层面。在神学上，神学家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就是教授们调查的对象，如果问他们他们做什么，他们可能会从事许多不同宗教的活动。我的学生会问，这是可能的吗？我说，在东亚，这个事情大家都这么做，已经有好几千年了。就是人们可能有一个更深的尊重，在他们跨越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借取别的宗教的观念的时候，不觉得是违反了自己的传统。那么这对于北美不同的基督教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会有相当多的基督徒，最后会即使不是同时奉行许多的宗教，但可能不同的宗教之间会有更和谐的工作关系。
白诗朗：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杜教授和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大家坐在一起，谈论是否敬拜祖先的事。我觉得很多亚洲同行对于西方人或美国人的一些格式化认识，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在他们的观念中，美国的历史差不多有五分钟长，所以美国人没有历史观念，没有家族观念。其实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有一种很强的意识，就是围绕在上帝周围的圣者会为我们作证。所以，是的，我们敬仰自己的祖先。在那次会议上，南乐山教授和狄百瑞（WilliamTheodore deBary）教授，他是美国的儒学大师学者，他们两个和我都觉得，其实我们也很重视家族传统的。南乐山和狄百瑞出自贵族家族，都能把他们的家族追溯到十代以前。我的家族是农民，即使是我这样的家族，我也知道我的祖先十代的，我感到我跟祖先是一脉相连的。为了纪念他们，我会在教会里为他们点蜡烛的。这让我们的中国和韩国同事都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以为只有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才关怀自己的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