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由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于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其间特别设立“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专场讨论，9日晚在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进行，对公众开放。有五百个座位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不少人在前面和中间过道上席地而坐，还有很多人站在两侧和后面甚至在门外。在著名儒家学者杜维明主题演讲之后，“波士顿儒家”代表人物南乐山（RobertNeville）和白诗朗（JohnBerthrong）以及被称作“大陆新儒家”之一的康晓光等宣读论文和报告，然后四人进行了精彩的互动讨论。这里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互动问答部分的文字记录。欢迎转载，敬请注明出处：链接>>]

　　杨凤岗（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的组织者之一）：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我们这场讨论的主持人，谭慕尼(JosephTamney)教授是鲍尔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现在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生命周期研究所的研究员。谭慕尼教授在亚洲居住过很多年，特别是在新加坡教过很多年的书，做过很多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涉猎很多不同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同时也是儒家、儒学或者儒教的观察者。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曾任宗教社会学学会的会长，对于儒家、儒学或者儒教在华人社会当中的状况有很多年的观察，其实他今天下午就已经在我们的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儒家的韧性（TheResilience ofConfucianism）”。我们这次高峰论坛既有神学家，有思想家，同时也有社会学家。在这个时候请作为观察者的谭慕尼教授来做这场的主持，我觉得是非常合适。我们下面就有请谭慕尼教授。（热烈掌声）

　　谭慕尼：各位女士和先生，我将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发言的学者，每个人发言15-20分钟，留下一些时间大家可以问问题。

　　第一位是南乐山（RobertNeville）教授，他是波士顿大学哲学、宗教与神学教授，美国宗教研究学会前任主席、国际中国哲学研究学会主席。南了山教授发表了至少二十部著作，其中的两本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上地面具的背后》和《波士顿儒学：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

　　第二位是白诗朗（JohnBerthrong）教授，他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他的一些文章和书籍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包括《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范式转化》。

　　最后一位是康晓光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他已经发表了超过40篇的文章和十多部专著，其中包括《中国归来——当前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研究》，他也两次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让我们来欢迎他们讨论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掌声）

　　[南乐山、白诗朗、康晓光的论文宣读和报告，略]

　　杨凤岗：非常感谢几位发言人精彩的演讲。儒学、儒教是发源于中国，走进了西方。（这里有个递上来的纸条，上面说）杜先生被称作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今天又有波士顿儒家来到北京，白诗朗教授的题目就是《从北京到波士顿》，而又看到康晓光先生用他的系统的研究描述了儒家或者说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状况。我想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谈，我想特别在这个时候请杜先生对前边的几位的发言，谈谈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评论，特别是针对康晓光先生，你有什么对他的发言的评论，下面先请杜先生。（掌声）

　　杜维明：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其实没有发言权。可是我觉得康晓光先生所做的这个研究，非常实证的研究，第一个是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然后各种不同的领域，包括政府、学术、企业、媒体，横向的、纵向的都非常全面，然后用了10个地方作为定点，我觉得这个数据非常坚实。当然时间是会改变的，政府的力量非常大，我也得到很大的鼓舞。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这个工作能够持之以恒，就是每一年或者每半年能够继续5年10年，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全貌。

　　南乐山先生提的观念是核心观念，就是礼的观念。他认为从儒家之中能够带到西方的有几个重要的观点，他现在特别提关于礼的观念，那是修身哲学，乃至一种天下的观念，都可以代表。礼的观念特别难理解，因为它讲的是仁，是一种差等的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博爱，就是德是全面的，所以以德报怨是一个健康的价值，这是道家的价值，这也是基督教的价值，但是儒家认为以德报怨，孔子说何以报德，所以以直报怨。人家对你好，你对人家好，人家如果对你是有侵害的，你不一定对他好，而是诉之以直，就是直到诉诸法律。所以，这个中间分殊比较多。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礼的问题，面对现在一个复杂而且复杂化越来越厉害，全球化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对各种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他这个观念是了解他者，特别是极端的他者，成为一个考验自身自我理解的重要资源。

　　那么白诗朗提到波士顿儒家，我因为也算参与者，但他们有个非常明显的分殊，查理河的北边和南边，波士顿是代表南边，南边特别突出礼和荀子，北边比较突出孟子和性善。这中间我们争议已经有10多年了，他们还没有改变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复杂，而我对于荀子现在下的功夫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从荀子方面得到很多资源。他们当然从朱熹、整个宋明理学出发，对于孟子所代表的精神是完全不否认的，所以他们对我很有启发。

　　另外我要提一点，就是因为杨教授提到的，我对于“扬声器”，对于宣传，对于这些，我觉得，希望不要用这个名词（笑声），因为我要想做的工作是哲学思想上的创建。为什么呢？因为在60年代有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叫JosephLevenson（列文森），他在伯克利教书，后来我到伯克利去取代他的位置。他就提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他认为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非常坎坷，儒家的传统还可以成为心灵的寄栖，在中国社会上还有影响，但是有创建性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可能了，经过五四、经过建国后的评判，儒家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死亡了。我从1962年甚至更早，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证明列文森的说法不正确，另外也希望从儒家的资源来发展还有创建性的哲学家，我的对话各方面就以这方面为主。

　　另外还提点关于新儒家的观点，我说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对新儒家的观念，方克立先生在1987年研究海外新儒家，他做了一个概括，我不太接受这新儒家的观念，为什么呢？有了新儒家，我们没有新佛教、没有新基督教，没有新伊斯兰。你有新儒家的观念出现，一定会有后新儒家，新新儒家，然后新新新儒家（笑声），这个下去是没完没了。甚至我们在对宋明儒学，在英文里面是NeoConfucianism，就已经是新儒家了，所以我觉得新儒家这个观念我们可以质疑。有什么呢？有鸦片战争以后的儒家，有五四以后，建国以后，那么一方面我认为它是第三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五四以来，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经过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那么现在，当然现在可能已经进入第四代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传统跟我前面提到能不能从东亚走向世界，特别走向欧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考虑。

　　我们不要忘记，关于儒家伦理和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韩国学者，第一次在釜山，那是1962年，第二次在箱根，就是Hakone1964年，到80年代台湾香港才开始讨论，到90年代中国大陆才开始讨论。如果你从这个全貌来看，将来儒家的发展不是文化中国。越南的力量现在慢慢的在发展，现在韩国的力量是最大的。如果你看，平常我常常带韩币一千元，这韩币一千元等于人民币的10元，前面有李退溪，就等于中国的朱熹，后面就是陶山书院，等于中国的白鹿书院。

　　我讲个笑话，最近，郭位，他是城市大学的校长，刚刚上任。他在校长论坛上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他有个博士研究生，从大陆去，女的，她是专门研究生化的。他问她，你有没有听过朱熹？她说没有，但是我听过朱德（笑声）。另外你有没有听过宋明理学？她说没有听过，但是我知道什么是物理学。现在各位我觉得没有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年以前。所以，从事纯粹科技研究的学者，乃至纯粹研究非传统的学者，对这个传统要慢慢的熟悉，这个非常重要。我想清华的学子经过一年以后大概了解《四书》，绝对会看《朱子四书集注》，也就不再可能有这个现象出现了。好，谢谢大家！（掌声）

　　杨凤岗：我们可不可以请另外几位发言人，就彼此或者就杜先生的发言有什么回应？我想特别是康晓光先生，你对于杜先生的评论有什么回应？

　　康晓光：杜先生刚才主要是鼓励，就是给我们进行了鼓励。十几年前我们读的书主要就是杜先生的一些书，杜先生的书不但对儒学有独到的精辟的理解，而且非常美，而且非常有激情，所以对于我们对儒家的认识，以及逐渐走向这样的一种学术道路，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刚才杜先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研究继续做下去。这个我们确实，第二期就已经启动了，正在做。我们希望每隔三年能够做一次，这样的话将来作为一种系统的资料能够积累下来，不仅仅我们自己做一个判断，其他学者可以使用这些原始资料。谢谢！（掌声）

　　杨凤岗：今天非常难得的是有波士顿儒家河南派、河北派都在（笑声）。我刚才收到了大量的提问题的纸条，当然这些问题很多提出来是对于杜先生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波士顿儒家在座的时候，我特别挑选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来，也许不仅是杜先生回答，也可以请南乐山和白诗朗来回答。首先是两个纸条，内容比较接近，一个是由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石衡潭先生提的。他是这样子问：杜先生，你说儒家可以补充启蒙心态，那么基督教思想更可以矫正启蒙心态，儒学资源与基督教构成何种关系？是竞争、互补还是其他？在未来中国哪些资源更可能与儒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基督教有这种可能吗？下面一个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潘俊杰的提问。他说：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儒道释，从最初各成体系最后走向三教合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以及未来全球的文化发展，会否像中国文化曾经的那样，出现儒教—基督教等文化一体化的文化思想形态？我想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儒教或者儒学与基督教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能不能走向结合？或者先请南乐山教授回答这个问题。

　　南乐山：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杜教授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并不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有不同形式的基督徒，有时候不同基督徒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我自己是儒家的基督徒。儒家本身也有许多不同的争议，对于过去的阐释，对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从容地在全球的社群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的人，可以联合起来发展出一些取材于其他传统的新的潮流传统。一百年前不可能有像我这样的儒家基督徒。白诗朗院长也是一位基督徒和儒家，但是他和我不一样，我们能互相沟通的方式就是发展一种新的可能性。在未来，这个新的可能性的结果或许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来。我想未来的发展不会是同质性宗教的，而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都从同一个源头去吸取养分，但是发展出来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

　　白诗朗：在北美的宗教生活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是，我的朋友做实证研究的时候发现，（在美国社会有许多的复杂、不同的讨论，社会学的讨论，宗教的研究），他们发现许多的人参与许多不同的宗教：教会里面可能有太极、有坐禅打坐的，有练瑜伽的。这在一个世纪之前，许多人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对基督教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基督教与许多其他的东亚传统不同，它的定义是建立在于他者相对的关系上的。基督教的出现是定义于它不是犹太教，反之亦然。教会出现的时候，它若不是属于犹太教，就是属于基督教。我认为在北美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现象正在破除，这种破除出现在一个实践的层面。在神学上，神学家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就是教授们调查的对象，如果问他们他们做什么，他们可能会从事许多不同宗教的活动。我的学生会问，这是可能的吗？我说，在东亚，这个事情大家都这么做，已经有好几千年了。就是人们可能有一个更深的尊重，在他们跨越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借取别的宗教的观念的时候，不觉得是违反了自己的传统。那么这对于北美不同的基督教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会有相当多的基督徒，最后会即使不是同时奉行许多的宗教，但可能不同的宗教之间会有更和谐的工作关系。

　　杜维明：我做一点回应。首先基督教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宗教，这毫无疑问。基督教下面有三大派，一个当然是天主教，可能世界上有1亿以上的天主徒，另外就是新教，还有就是东正教，俄罗斯的东正教。那么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开始，在东亚很值得注意。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基督教大概维持在3-5%，日本的基督教徒大概也是3%左右，但是韩国的基督教已经超出30%以上，各有不同。有些学者，像皮特·伯格（PeterBerger），他曾经做一个研究，是不是将来基督教的发展是现代化过程中间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个和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一些关系。

　　另外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启蒙的发展是当时反基督教的教会，但是基督教在整个启蒙运动中一直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法国，英国对这个宗教不是特别重视，法国是非常重视。现在最有趣的现象就是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徒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包括意大利，信教的教徒有所减少。美国是特例，美国50%以上听说是进教堂，当然不是每个星期，就是基督徒，信仰宗教的人特别多。

　　我曾经参加了，白诗朗和南乐山他们也都参加了，关于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十多年以前，我们在香港的主教堂就是中文大学的教堂，进行了对话。大概13位代表基督教，13位代表儒家，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对话。到了第三天，我发现代表儒家的13个人中间有8位是基督徒（笑声），但是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不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对话了吗？当然。那么，儒家的这个观念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形容词？他们讲说，我又信基督教，我又信儒家。他们愿不愿意承认他是儒家式的基督徒？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另外，以前一个神学家，叫做JohnCobb，他和Masao Abe进行对话，提出的问题试：Can a Christian be a Buddhist? And cana Buddhist be a Christian?（一个基督徒能够是个佛教徒吗？一个佛教徒能够是个基督徒吗？）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叫做DualMembership（双重会员）。这个问题对于基督教当然挑战比较大。

　　经过一段时间，我现在有了答案，就是对于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确实出现了不同的基督徒。什么叫儒家式基督徒？因为儒家是入世，所以儒家式基督徒一定是关切政治，他比较从政，参与社会，重视文化。但是，是不是有完全不属于儒家式的基督徒？当然。你可以在教堂，你可以在修道院，你可以完全不注重政治，完全不关心社会，你就和你的上帝沟通，你可以做一个真诚的重要的基督徒。

　　佛教也一样，现在在台湾的佛教叫人间佛教和人间净土，和儒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星云或者圣严是不是儒家式的佛教徒？但他们说佛教和儒家是配合起来。星云，因为他的文化和民族的意愿非常强，而且他们的佛光山讲笑话讲得非常多，所以有些时候我发现佛门子弟在讲儒家文明，比儒家的学者讲得更高明，这有很多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后来做了佛教徒，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庙宇万佛寺的住持。有一次我开会，他站在外面，我过来的时候，我说你最近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教《孝经》、教孝道。我走进去后，他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他说，我相信你听了以后你不太把我当回事儿，这是我的讲义，你看。他那讲义我看了以后，我认识到我们教《孝经》和孝道没有他讲的那样完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将来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将来各种不同宗教的互动绝对是在进行。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记得是荷兰的总理，叫鲁伯斯，他曾经提到这样的情况：荷兰基本上是基督新教，但是他是属于天主教。他说他这一生，到了17岁的时候，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天主教徒的。那么到了17岁的时候，他进学校碰到了他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是新教，他是Protestant，他觉得非常惊讶，他说，世界上除了天主教以外，还有新教。他现在也不过七八十岁，这是他年轻时候的现象。我想现在根本不可能，你这个同事可能是基督徒，你这个同事可能信儒教，你的学生可能是犹太教，那么你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值得我们注意。（掌声）

　　杨凤岗：刚才杜先生的这段评论让我不得不提一下我自己的书。我在1999年用英文出版了Chinese Christiansin NorthAmerica，今年刚刚翻译成中文出版，叫《北美华人基督徒》。在我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当中，其实我看到的北美的华人当中，他们成为基督徒实际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有儒家味道的基督徒，这占大部分，还有一种道家味道的基督徒，可能还有一种禅味的基督徒。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觉得是有实证的数据可以做这种支持和描述的。具体的大家去看书，赠送给了高峰论坛的学者中文版的书，英文版的书也都能够找到。这个话题就讲到这儿。

　　今天有很多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请四位都回答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生提出来的。北大中语系研究生王昆，他问的是杜先生：请问您在研究方面之中和之外，从儒家文化资源中，得到的个体精神体验是怎样的？因为刚才白诗朗教授说要言讲身行（Talkthe talk and walk thewalk），那么儒家或者是儒教如何化为自己的个体的精神体验？这也是北大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孙尚阳教授想问这个两个河南派波士顿儒家的问题：说你们既然接受儒家，觉得是儒者基督徒，你们是否祭祖、祭孔？（笑声）

　　杜维明：我先回应一下。比如说是南乐山，他在一方面比我更像儒家，他每天早上练太极拳，他太极拳打得非常好。另外他对于礼，确实是身体力行的，他上课的时候他一定鞠躬，甚至他的学生都跟他鞠躬了，他才进去。就确实是他的生活实践上面。你如果从外面的观察，如果是康教授调查的话，他的儒家的底子都比我高。

　　我认为儒家的精神是一个永远在发展成长过程中，这个中间在实践这方面它有三个特色，它是一个学习文明，另外它是一个对话文明，再有它是一个和谐文明。儒家传统里面有一个字，“学”，学实际上跟觉有关系。它这个学是《论语》的第一个字，孔子是十五而志于学，所以学习文明。后来孔子是最高的评断，颜回就是好学。我们现在认为大家都好学，我如果说我好学，有些人说我很好学，但是这个不敢当，因为你要到了颜回的程度和孔子的程度才能叫好学。

　　另外对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实践。有些人说，你每天去对话，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作一个系统性的哲学诠释。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非常清楚，但是应该做。我看程颐，说你开始的时候读书，慢慢的消化，到了60岁的时候开始写作。像李退溪也是60岁开始把他最好的东西写出来。我不敢说我以后会写得出来，但是这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和谐的观念，也就是把儒家当做一个和平文化。如果用佛教的话来讲，结善缘，广结善缘，但是这个结善缘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们知道，从斗争哲学以后这个冲突矛盾，在西方一样，冲突矛盾是社会动力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是我一直不觉得，一直感觉到真正的协力。如果康教授所讲的软力量，就是现在叫软实力，就是要发挥一个协同的力量。我现在最担心的，我刚刚说冲突矛盾我不担心，那么最担心的是儒家传统内部的内耗。这个内耗的情形是非常厉害的，比如儒家传统有三个方向，叫道学政。道就是心性儒学，核心价值；学就是学术传统；政就是经世致用。在基督教里面有fundamentaltheology(基要神学)，就是核心的；一个是systematictheology（系统神学），就是学术的；另一个是practicaltheology（实践神学）。现在有一些从事心性之学研究的，就是讲道，对于实践的学术非常排斥，纯粹从事学术研究，你只要是相信儒学，只要你相信。另外的一些学者，比如说蒋庆，他提这个政治儒学。在政治儒学看来，心性儒学、学术儒学不到位，这个情况再进一步思考，谢谢。（掌声）

　　康晓光：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知与行的问题。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知行关系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即使我们对儒学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我们人生经验的积累是密切相关的。我在有女儿之前和做了几年父亲之后，对《论语》的理解有了很大的飞跃，确实是如此。可能大家觉得很好笑，其实没什么好笑的。我觉得儒家整个的逻辑结构基本上是从人伦的最原始的、最深厚的东西——血缘亲情出发构建整个体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儿女的经验，没有做父母的经验，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叫父慈子孝，家庭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推己及人，为什么爱有差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很难真正的去把握的。所以不仅仅是一个了解了然后去身体力行的问题。你要想真正地了解它，本身就需要有足够的人生经验和阅历，才有不断的反思。所以我觉得学习中国的传统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仅仅有聪明和勤奋都不够，还要有实践和阅历。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化难以被人迅速接受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南乐山：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为我们提供生活所依凭的“象征”。并不全是我们信仰什么，或是我们设想什么，而是这些象征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结合不同宗教的象征，重要的是它们如何指导你的生活。象征，尤其是从各种经典中，像四书、圣经、可兰经、或是其他的书，这些象征总是需要被阐释，被我们用我们的话语来阐释。比方说，四书，尤其是《中庸》，其中有一段说到自然是有价值的，自然中的事物，人类的心灵是能对自然事物作出适当的反应的，是能体会自然的价值的。在现代西方科学中，价值和事实是被区分开来的。自然是属于事实，而不是价值。因此，对于儒教的象征所做的现代科学的阐释不能不显得像是心灵主观的投射。作为一个哲学家，我自己的工作一直是在发展符合现代科学的对自然的认知，但是也包括了解为什么事物有其价值的原则。要了解儒家“己”的观念，我们要能以最新的科学发现来阐释它。所以，就“己”和价值领域而言，像我这样的儒家学者需要对它做现代的阐释。这就是儒家的创造力的一部分。对于圣经，亦复如是。不能只取其表面价值，而必须重新作出阐释。

　　综上所述，问谁是基督徒，谁是儒家，又有什么意义？要运用来自不同传统的象征并不难，但是要在现代生活中阐释它，要言行一致。我给大学本科生讲授《道德经》很多年了。大多数的本科生都没有中国哲学背景。对他们来说，这是全新的一本书，但是他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宗教经验，都觉得自己被改变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他们回去把自己的寝室打扫干净，因为要符合对“道”的体验。就是这种象征，在它与其它我们生活所依凭的象征彼此交融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白诗朗：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杜教授和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大家坐在一起，谈论是否敬拜祖先的事。我觉得很多亚洲同行对于西方人或美国人的一些格式化认识，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在他们的观念中，美国的历史差不多有五分钟长，所以美国人没有历史观念，没有家族观念。其实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有一种很强的意识，就是围绕在上帝周围的圣者会为我们作证。所以，是的，我们敬仰自己的祖先。在那次会议上，南乐山教授和狄百瑞（WilliamTheodore deBary）教授，他是美国的儒学大师学者，他们两个和我都觉得，其实我们也很重视家族传统的。南乐山和狄百瑞出自贵族家族，都能把他们的家族追溯到十代以前。我的家族是农民，即使是我这样的家族，我也知道我的祖先十代的，我感到我跟祖先是一脉相连的。为了纪念他们，我会在教会里为他们点蜡烛的。这让我们的中国和韩国同事都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以为只有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才关怀自己的家族。

　　杜维明：我讲五点，但是因为杨教授告诉我时间的关系，每一点就讲一分钟。孔子有一段话，在《中庸》，说我一个君子这些事应该做到，但是我做不到：侍奉我的君，像希望我的臣来侍奉我，我做不到；要侍奉我的父亲，希望像我的孩子来侍奉我，这个我做不到；我要侍奉我的兄长，跟我希望我的弟妹来侍奉我，我也做不到；我要侍奉我的朋友，希望我期待我的朋友来侍奉我，这也做不到。他只讲了四点，现在应该加上，我希望我对我的妻子，要妻子对我一样期待，这一点我做不到。

　　另外在基督教的传播最有趣的，值得看一下韩国。韩国的基督徒，当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韩国的基督徒有一个意愿，就是他们要传基督教，他们认为现在传基督教要到北美去传，所以很多韩国的基督徒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欧美地区传基督教。

　　在1985年我在北大上了一门课是儒家哲学。当时有一位先生，也是同事，告诉我，上一次讲这门课是梁漱溟先生在1923年。我后来见到梁漱溟先生，问他，他说确实是1923年，那时候来了很多学生，但我非常生气，因为他们都是来看怪物（笑声），已经西化了，我说现在是食西不化，这是个大问题。当时大半的听课的学生说我们可以学习儒学，我们可以欣赏儒学，我们绝对不可能认同儒学，我们这一代没有这个可能性。现在听说好几个大学，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学生一半以上可以认同这一时期的发展。

　　另外就是南乐山提到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对自然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来分析、来控制。但是有一位学者叫ThomasBerry，研究ecology非常成功，他不认为他是一个神学家，他认为他是一个geologian。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翻译这个geologian?就是以地球作为他考虑问题的基础。他提的这个观点非常有趣，英文说“Nature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collection of objects; it should be treated as communion ofsubjects”（不应该把自然当作客体对象的集合来对待，而应该作为主体的共同体来对待）。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他把生命共同体当作我们人的自我了解的一部分，所以他扩大到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乃至到天下。这都是人类的事情，而且要跳出天下，到宇宙大化，就是生命的共同体。这在佛教里面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佛教的基本精神是没有分殊的，平等的观念非常重要，但是儒家是有分殊的，从实践方面讲这值得我们参考。（掌声）

　　白诗朗：我必须再说一点关于言讲身行（talking thetalk and walking thewalk）的问题。我的年龄越大越如此。我的儿子上次过生日的时候，（他是个很成功的青年科学家），我送了他一本《孝经》。希望能把言讲身行传给他。

　　杨凤岗：朱熹有一首诗叫“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我做一个北美华人教会的研究的时候，我在他们教会的期刊的创刊号上的开篇词中看到了这首诗，当时对我有很大震动。接下来，这些华人基督徒引用了朱子以后，马上又说，活水的源头在哪里？他们觉得的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找到了（笑声），因为耶稣说，我就是活水的源头，喝了我的水你就再也不会渴。在北美的华人当中已经有30%多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这点和韩国有点类似，就是在韩国的韩国人。在北美的韩国人实际上是有80%多宣称是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可能这种基督教与儒教的排斥性，可能被学者们过于夸张了，在实际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一种共融，一种结合，就像是今天几位波士顿儒家学者所看到和讲到的一样。

　　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已经延长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对几位学者如此的……，我都不知如何表达了……非常地感谢！（热烈掌声）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