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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夫子遭遇了汇丰银行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2011年1月18日22:51) 作者:小慧辑

 

68岁的Athar Hussain来上课了。他的中文老师给了他中英文两种版本的《十二五规划建议》,还有独立编辑、配有拼音的选读本,这堂课的内容就是两人讨论《十二五规划建议》。

Hussain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教授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带领手下20多位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亚洲经济问题,他也是英国政府经济问题智囊团重要成员。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老胡”的汉语已经很不错,却仍坚持在繁忙的研究和出差中抽出时间不断学习。

他上中文课的地方就在LSE校内——伦敦商务孔子学院,这是LSE跟清华大学2006年合办的一所孔子学院。为他一对一授课的中文老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黄国营教授,黄也是这家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学负责人。

作为全球第一家专门面向商务人士的孔子学院,这家学校的学生名单上高人云集,包括汇丰集团主席葛霖、太古集团执行董事邓莲如、英国财政部官员、以及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候选人、LSE经济系主任Danny Quah教授。在英国,一共有12家这种由英国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办学的孔子学院。全球各地已有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共322所孔子学院、以及369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到36万人。

伦敦商务孔子学院Hussain教授学习中文的具体内容是可以自己决定的。黄教授会事先发邮件问他下次课想学什么,再根据其想法准备好教案。黄总结说,商务汉语必须有很强的时效性,要知道学生现在需要什么;还要采取讨论形式的商学院授课方式;课时安排也要非常“柔性”,因为来学的CEO、教授都是大忙人,经常出差,必须根据其工作状态来安排课程。这种一对一的量身定做课程费用不菲,每课时100英镑,不过在伦敦这个全球金融之都颇受欢迎。与此相对,一个为期20周、固定40个课时的证书课程,对外收费是574英镑,对LSE的学生和教职员则只收287镑。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外国公司迫切需要跟中国商务往来,热心学汉语的现象也是在新的经济转折点出现后,企业战略调整的反应之一。

伦敦商务孔子学院成立之初的5家联合发起人——汇丰集团、英国石油公司、太古集团、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渣打银行——也积极投身这股“汉语热”。

现在,汇丰银行位于金丝雀码头的总部大楼设有一个专门的教室,供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上门授课,这个小班通常每周开课一至两次,参加者多为该公司中高级职员,也包括一对一的量体定制课程。在汇丰42层的总部大楼里甚至开设了一个“汉语角”,不定期开展中文写作比赛、才艺表演等活动。拥有上千人的诺顿·罗氏国际律师事务所也请来伦敦商务孔子学院,在其伦敦总部开设了中文教室,迄今已历时两年。如今,想学习“十二五规划”的外国人不只是Hussain这种研究亚洲经济的学者。黄教授的另一个学生是一家IT公司CEO,德国人,在英国有设计所,在深圳有工厂,他专门给黄教授发邮件,希望得到一份“十二五规划”。

“他们都很关心中国的发展,”黄说,“孔子学院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中心,在商务经济领域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运营经验

回想2007年1月,当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黄国营被派到英国LSE正式筹建伦敦商务孔子学院时,LSE还连中文课都没开设。

黄感慨该校如今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得,特别是受益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010年,LSE和大多数英国大学一样收缩了外语教学并裁减外语教员,但汉语教学投入却大幅增加,并公开招聘该校汉语学位课程首任负责人。

黄国营还注意到,与学院开设之初学员主要是跨国公司中高级职员相比,最近一年多来,来上课的学者明显增多,特别是经济学界,既有资深教授,也不乏年轻学者,显示英国学界对中国研究日益重视。

现在,伦敦商务孔院除了不用为高质量生源发愁,还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包括英国其它大学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大学,希望跟清华合办新的孔子学院。但至今清华名下只有跟LSE合作的这一家。

“清华的想法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把这件事做好。”黄国营解释说。

在他看来,影响孔子学院发展的最根本问题是师资——缺乏稳定的、具备专业性的骨干教师。

国内派来的教师通常最多只能干10个月,刚熟悉情况就该考虑回国了。还有一些人的问题是英语不够好、对当地文化缺乏了解,导致教学效果打折扣。而海外招聘的本土教师主要问题则是商务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缺乏专业性。

“希望教师队伍最好能有3至5年的稳定期,”黄说,“但目前状况下很难做到。师资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问题,而是整个孔子学院都面临的问题。”

除了师资之外,孔子学院还需要直面与外国合作伙伴相处的问题。曾有一些孔子学院,中外学校合作方摩擦不断,影响到学校发展。

谈到与外方合作伙伴如何融洽相处,黄国营表示,要充分尊重当地合作伙伴,财务和行政方面不能太计较,清华在这方面就抱着比较超脱的态度,重点放在教学质量把关。

“孔子学院本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文化在国外得到弘扬,所以必须充分调动外方积极性,外方积极性更重要。”黄说。

资金与定位

2004年底,我国开始尝试在海外采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设立以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为主旨的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至今已历时六载。1987年在北京成立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汉办”)是孔子学院的承办和领导机构。

孔子学院发展之初,汉办执行的是对等扶持政策,即外方出资多少,汉办就出多少,而实际上,外方往往出的并非真金白银,而是拿提供场所、人员等折算。

据记者了解,前几年每成立一个学院,汉办就会给一年10万美元的拨款,后来这种扶助制度被改为项目制,申报项目多的孔子学院,得到的经费就多,高的每年可以拿到几百万元人民币。而汉办对于孔子学院的扶持,属于“种子基金”,最终还是希望若干年后这些孔子学院能够自立。

黄教授透露,伦敦商务孔子学院的目标是要在2-3年后,即使汉办一分钱不给也能做下去。“如果完全靠国家养,就说明本身生命力不够。”他说。

如果单搞汉语教育,3-5年自立恐不难,但身为孔子学院,还肩负推广中华文化的职责。以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为例,每月都会举办涉及中国经济和商务的公共讲演或圆桌会议,还要开展大量中华文化推广活动,这些文化推广活动多数都需要项目经费支持。

黄还指出,一个现实矛盾是孔子学院本身应该是面向社会的,做的是文化普及工作,而大学则是学术性很强、靠研究带动的,两者之间尽管可以互相支持,但毕竟有距离,定位不够协调。

他建议未来各个孔子学院不一定按照同样模板设置,可根据当地情况调整运作方式,部分带有研究性质,部分则面向社会基层人士。

孔子学院的局限性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亨德里克(Mark Hendrick)认为,孔子学院在帮助海外年轻人学习中文、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则“展示了一种成功的伙伴关系,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成功合作的例证”。

不过,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博士(Kerry Brown))看来,这些机构实际上并没有被人们很好地了解——许多人只是简单地把这些机构当成教授中文的地方。还有人很怀疑这些机构,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中国政府进行宣传工作。“由于缺乏对中国政府为何设立这些机构的认知,在有些地方这些机构甚至已成为对中国进行抨击的借口,” 布朗说,“但事实上英国、德国等其他国家也在国外设有类似的官方实体,从这一点来讲,对中国的这些抨击似乎有点不公平。”布朗对本报记者直言,中国政府需要的是提高外国对中国文化、语言、历史和当代中国生活的认知度,原则上孔子学院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功能机构,因为更多了解、理解和对话只会对双方更好,但是这些机构需要通过非常透明的方式来操作,同时任务也应该非常明确。而在著名法国汉学家、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教授眼里,孔子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但他“是那么保守,尤其是对于等级关系、社会秩序和妇女”。在他看来,胡适、蔡元培、或者甚至李白,也许都是更好的选择。高敬文强调,语言只是通往中国文化财富的一种工具,国家形象并不仅仅只依靠国家或者政府,而是主要依靠社会、知识分子、作家、创作者和艺术家。“举例而言,很多中国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但不总是政府所喜欢的那些电影”,他担心的是,“在中国,国家形象被太多地理解为一个对外的、组织严密的、单向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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