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学不应当成为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可以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诠释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强调意识形态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并具有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性质。政治学家则更进一步，从政治体系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它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具有行动取向的信念体系，一种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的综合的思想观念。"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的，可以直接指导政治行为的思想观念，可以激发本民族、阶级、阶层、集团所有成员的意志，使他们为着某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政治意识形态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伦理、文艺等等，都必须接受它的指导和调节。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利益最直接的表现者，受到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不同时代的政治权力掌握者，都努力运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家庭、学校、传媒、社团、政治符号对全社会的公众进行教化，从而实现"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接受政治合法性信念，形成政治文化的过程。

　　政治权力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等人认为，一个权力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在社会上获得"合法性"，他在《政治科学》一书中指出："合法性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它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是合法的和公正的。" 当然，任何政治权力的建立，首先要有一定的暴力基础，但是仅仅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因此它必然会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依据。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认为："面对权力，公民们还有支持或者反对的选择，面对权威，服从则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抵制权力是合法的，抵制权威则是不合法的。如果说权力是赤裸裸的，那么权威就是穿上了合法性外衣的权力。"

　　在古代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就成为历代王朝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成为古代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直至清王朝的灭亡。由于儒学的这种特殊作用，使儒学形成了特殊的传播方式，即紧紧地依托于政治权力机构，利用权力作为学术发展的动力。在当代国学复兴，儒学重新获得了合法身份的时候，一些急于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很自然地也想到了简单地照搬古代的经验，仍然在国家的特殊政策下发展。所以恢复儒学"国教"地位，使儒学成为当代政权合法性基础之说，使一些激进的"新儒家"学者，具有了"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色彩。笔者认为：儒学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不仅不可行，而且也不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

　　从不可行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惟一合法性基础。所以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一出笼，立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迎头痛击，指出儒家文化只能成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但是绝不能允许儒学意识形态化。所谓防止儒学意识形态化，是指不许儒学染指政治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地位。其实这里所说防止儒学意识形态化一说并不确切，因为儒家无论作用政治、哲学、宗教、伦理、文学中任何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都属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是两对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显然意识形态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儒学无论作为哲学、宗教、伦理、艺术中的哪一种，都应当包含在意识形态范畴之中，说防止儒学意识形态化，实在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其实这些作者想要表达的观念是：不允许儒学成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论证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发挥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政权，其政治意识形态都是惟一的，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也允许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存在。中国古代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法家、道家、兵家、佛教、道教……等等意识形态的元素仍然存在。而当代实行思想自由政策的西方国家，也毫不犹豫地宣布，其政治意识形态形态只有一种。正如亨廷顿所说："人们常说美国人的特点就是笃信'美国观念'所体现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制这样一些政治原则，由这样的信念团结在一起。……理查德·霍夫斯塔说得最简明扼要：'我们国民幸运，没有几种意识形态，而只有一种。'" 所以有中国学者认为："在任何国家，作为政权合法性依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存在着其他各种哲学、宗教、伦理、文学的意识形态是必然的。
　　从儒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并非一种学说发展的幸事。古代儒学取得了令其他学说忌妒的"独尊"地位，但是恰恰是这种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儒学自身的发展。除了统治阶级利用的特殊原因，就一般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而言，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要求其政治意识形态必然是稳定的、相对便于操作的，这样才会出现董仲舒所希望的"上有所持"，"下知所守"，"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但是儒学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国教的特殊地位和儒者国民最高阶层的身份，使得汉代以后的儒学失去了先秦儒学的变革、抗争精神，失去了很多自我否定、创新的机会。到了中国帝制社会后期，"科举制"、"八股文"、"四书五经"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工具，所以谭嗣同才喊出"焚诗书以愚黔首，不如即诗书以愚黔首"。此时似乎除了"打到孔家店"，已经几乎没有思想变革之途。

　　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原教旨主义的路径也不是现代化的可通途。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艰苦摸索同时，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南亚的印度也在进行同样的实验。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同样遇到了现代化的瓶颈，在强烈的传统宗教影响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尽管是出自轴心时代的古老文明，但是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与盲目模仿西方的经验一样不可行。印度、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挫折，已经昭示后人原教旨主义的道路不可行。 儒学毕竟诞生于2500多年以前，又经过了2000多年帝制社会思想家的反复注释，今天已经很难确定哪些是孔子的"原旨"，哪些是后人的添加。既使全是圣人的原典，直接用来指导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也难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从这种意义上讲，某些崇尚"西学"专家的忧虑并非全是无的放矢，保持对原教旨主义的一定张力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