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举办了青年读书会系列讲座第二讲，由党委书记党圣元研究员以“‘国学’之由来及其当下文化担当”为题做主讲。讲座由副所长吴晓都研究员主持，外文所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科研人员30余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近年来，国学热潮不断升温，对国学问题的热议在学术界再度兴起，一些国内著名高校更兴办“国学院”，开始招收、培养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学生，“孔子学院”更是开始逐渐遍布世界。对于这种文化现象，以外国文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外文所学者，同样理应予以关注；作为肩负传承优良学术传统使命的外文所青年学者，更是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首先对自己本国的学术传统具有良好的认知，以及有选择的继承发扬。

为此，外文所青年工作组特意邀请党圣元研究员，就国学问题来为外文所青年学者做专题讲座。党圣元研究员多年来一直潜心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更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国学”问题的探讨，自那时开始，他就在扎实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以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对“国学”在当今中国能够具有何种文化担当进行着自己的思考。

党圣元研究员认为，讨论国学，首先必须明辨依附在“国学”这一名词上的种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明白其实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国学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那么，“国学”一词由何而来呢？党圣元研究员指出，早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成为儒家典籍的《周礼》、《礼记》中，就出现了“国学”、“国有学”的词句。但这里所谓的“国学”，系指国家设立之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之类。而在古代，“国学”一词之含义，大致上也只是如此。“国学”指学问一说，则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兴起于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对于这种“国学”的推崇到了1920年代始盛。

这一过程中所提到的国学，起初通常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后来又逐渐扩展至所有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研究，即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随后，党圣元研究员对二十世纪中国先后出现的三次“国学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第一次“国学热”是在二十世纪初，其时梁启超、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倡导国学、国粹、国故，出现了一批响应追随者，并出现了“国学保存会”、“国粹学社”一类革命学术团体，和《国粹学报》一类倡导国学、影响深刻的学术性刊物。其中，梁启超最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词。自梁启超以降，对于国学的执著，实际上背后往往含纳了倡导者对于传统文化、学术的一种价值认同，其中不乏来之于文化情感层面的原因。比如章太炎等人倡导国学，就与他们“攘除清廷，光复汉族”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党圣元研究员强调，事实上，从第一次国学热的出现开始，人们对国学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言说者只是从各自的角度加以理解，比如在章太炎那里，国学是指中国固有之学问，是一种“国故学”；而在邓实那里，国学却成了封建君权政治的对立面。而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到了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第二次国学热时，也就愈发明显了，当时除了梁启超、章太炎等辛亥前就名扬天下的耆宿之外，与他们的理解大不相同的胡适、吴宓、梅光迪、汤用彤、陈寅恪等学术界“新名流”也参与其中，甚至成为主流，而他们又各自产生了许多并不相同的理解。

当下我们所处的，以对国学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整理古籍，编纂和翻印近代以来国学研究学术名著为主要表现的热潮，则是自二十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次“国学热”。在党圣元研究员看来，在经历曲折的发展道路之后，国学不但不至湮灭，更在今天重新“热”起来，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化、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难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前两次“国学热”中对于中国文化、学术出路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直至今天仍在困惑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