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祉而献身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但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并长存于世，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是马克思１７岁时的中学毕业论文的结尾部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教授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一谈到马克思，便兴致勃勃背诵起这段１７０多年前马克思写下的文字。

李崇富教授年近七旬，花了半个世纪的时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位中国学者的心目中，马克思是一位“人格和学问都非比寻常”的“圣人”。他认为，马克思在中国不是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符号，他的思想仍在通过不断结合中国的现实与传统产生新的结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９０年前中共建党时，中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立志为之奋斗的人不过几十人，现在中共党员人数达到了７８００万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也成千上万。在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制度性革命，解决了革命道路的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开放时期，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体制性革命，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李崇富说，中国的两次革命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

中共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不久前举行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典礼上指出，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会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他们崇高风范和人格力量的熏陶，从而实现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华”。

习近平认为，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六项任务的第一项。而第一项任务中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程中的“重中之重”。

截至去年底，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组织编译的１０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５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出版发行一周年，发行量就突破两万套，创造了一年时间内马恩经典著作发行的新纪录。这两部文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李惠斌教授介绍说，编译局还将推出４０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预计今年能完成２０卷。这个系列研究读本将紧扣经典原文，同时突出“现实感”，“解读要坚持和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力争打破原有的教条”。

“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泉。当年搞革命是如此，今天搞现代化建设也同样如此。”李惠斌教授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大量实际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不少现实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需要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研习经典作家的文献，针对今天的问题“找到马克思主义仍活在当下的内容”。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掀起一股研究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热潮。面对当前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等问题，中国学术界也有一种加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呼声。

专家们表示，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不仅能使人们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危机作出有力的反思，也坚定了人们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决心。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共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一生都在追求人类的解放，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倡行的“以人为本”，正是对此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全局、联系、统筹的观点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对践行科学发展观有重大指导作用。

在李惠斌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主政治、分配制度、金融与债务、社会建设等问题的一些阐述，今天仍能够开启人们的智慧，指导研究。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经济制度时，提出过从国家所有制过渡到社会所有制的问题。其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股份制问题，而且涉及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这个方案对于我们解决今天财富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中包含有深刻的民众意识，公平、正义、民主、权利以及社会和谐等广为大众接受的公共意识，构成了经典作家全部思想的底蕴。“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要忘了再把这些公共意识从其深邃的理论中还原出来，从而形成民众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价值理念。”李惠斌说。

除了在哲学、政治和经济理论方面的价值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近百年传播，本身是一个曲折的东西方文化对话、交融的过程。面对新世纪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还需要进一步创造性地融合。

“马克思的著作在２０世纪初逐步被翻译成中国文字，这是话语体系的转变，也是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步结合。”李崇富说。

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和领导者身上，传统文化本来就有很深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运用和革新，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

时至今日，“国学热”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中国兴起。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热”说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对道德文化的寻根意识日益强烈。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包括当代人的思想创造，还需要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营养，推陈出新。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张曙光教授指出，如果说在过去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主要是“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理论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一步发现和重视到了“世界普遍交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与此同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理解的重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开始从民族乃至人类通性的角度看重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这都意味着，当代中国正在走出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