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说，国学、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阶段的差别”。张分田先生的《“民贵君轻”是帝制的统治思想——从当下的“国学观”之争谈起》(以下简称张文)则说，“中国古代的和谐论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许多成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和谐，这并不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诸如‘仁义’、‘礼仪之邦’之类亦可类推”。

 我相信，这样的观点是作者本着于文中一再强调的“求实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进行认真思考才得到的；但同时我也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点很成问题，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所谓“求实”的精神并未超出主观想象而达至客观真实之境。

 请问：第一，属于“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就没有现代价值吗？既然没有现代价值，那又如何能构成现代化的“阻力”呢？须知反面的“阻力”与正面的“推力”一样，也是其现代价值的体现啊！第二，能因为“历史的东西”与“现代意识”属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思想体系就可以否定其现代价值、排斥其“加入现代化行列”吗？您的历史与现代的界限怎样划分？是30年、300年还是3000年？如果以时间划分，那么按照您的逻辑，所有历史的东西都没有现代价值了；如果以体系划分，那么何止是儒学、国学，即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卢梭人民主权论、洛克自由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都属于上个时期的、不同体系的思想，难道也都没有现代价值吗？第三，所谓“和谐”、“仁义”、“礼仪”这些价值观念到底只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还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的东西？能够用“各民族都重视”的共性来否定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特别重视”的核心价值观念吗？既然您说是大家都有的，那又怎么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呢？

 这种混乱与矛盾，反映了对历史的误读。其所误者，就在于“部分肯定，全盘否定”、借共性否定个性，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与法家、民本与君主、人文精神与专制主义、道德理想与现实矛盾、民主精华与封建糟粕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将“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这实质上是一种全盘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观。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一些反儒家的学者就将儒学定位为“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价值系统”加以批判，说“儒家传统不适应现代化，指的就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不是指这个观念那个观念”。这些人只看到董仲舒以后的儒家的阳尊阴卑纲常伦理，而没有看到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没有看到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仁道为根本，以义、礼、知、信、和、敬为价值系统的人文主义哲学。

 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尽管人类各种哲学、宗教在追求真善美这样的最高层次上是共通的，但以“原罪”为基因的基督教文化与以“原善”为基因的儒家文化，在论述“仁义”、“和谐”、“礼仪”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时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说儒家主张“孝悌为仁之本”，要敬祖、祭祖，基督教文化会同样“重视”吗？

 再从现代化的实践层面看，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否“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呢？非也。且不说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传统儒家文化圈的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抛弃或排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价值系统，即便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继承发扬儒家的核心价值观。

 例如，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实事求是”路线与“以德治国”的方针，提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些概念不正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吗？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正是“仁义礼智信”的现代扩充版吗？其“服务人民”者，仁也；“崇尚科学”者，智也；“热爱祖国、团结互助”者，义也；“诚实守信”者，信也；“遵纪守法”者，礼也。其“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者，则是中华传统美德之“君子自强不息”的传承发扬。这正是儒学具有现代价值的生动证明。刘、张二先生的“怀疑”论与“格格不入”论可以已矣。

 （二）

 张文抓住儒家“尊君”的问题大做文章，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为专制政体张目的专制理论。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我们不否认儒家有“尊君”传统，也不否认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为君主专制政体服务的一面。然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孔孟时代封邦建国式的宗法制君主制度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君主专制制度是很不一样的，孔孟的互动式尊君与秦汉以后的“三纲”式尊君也是大不相同的。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各守其职，而非主仆关系，其所谓君臣关系是符合礼义的互动互敬关系，所以孔子有“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之说，孟子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的名言。他们要尊的君，是有道之君，不是随心所欲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无道昏君。如果君王无道、违礼，孔子的态度是“不可则止”、“不合则去”，孟子的态度是可以“革命”、可以“杀一独夫”。这样的“尊君”，能说是专制主义吗？

 其次，“尊君亲上”、“尊君亲亲”只是儒家“序君臣上下之礼”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命题。儒家思想最核心的观念是道德之“仁”，最核心的命题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其“尊尊亲亲”之“礼”是道德之“仁”的外在表现，他们的关系是“仁本而礼用”，而不是“礼尊而仁辅”。

 其三，关于儒家民本思想的性质，张文在肯定刘氏“阴阳组合结构”论的同时，声称自己“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结果发现了“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而“民贵君轻”便是这个理论结构“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接着，张文又以汉、唐、宋、元、明、清等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思想为例，来证明“民贵君轻”是“与帝制相匹配”的专制思想命题，并嘲讽所谓“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的“断言”。

 在这里，一再强调以“求实精神”研究历史的张先生恰恰违反了历史辩证法的常识。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本思想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大抵可分为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至明清、明清启蒙至近现代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民本思想类型，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思想家也有不同类型的民本主张。

 例如，《尚书》主张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反映了周代统治者从民意体察天意的“以德配天”思想，孔子的“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思想则反映了统治者的爱民、重民思想主张，孟子的“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思想是一种民意重于君位的仁政思想，董仲舒的“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则是一种天从民意、君权天授的德治主义。历代专制君王的民本思想则是为巩固统治而实行的重视民众力量的战略与策略。

 直到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提出新民本思想以前，无论宗法制时代还是君主专制时代的民本思想，都是“君以民为本”和“国以民为本”的主张，都具有“尊君爱民”的性质，都还没有提升到君权来源于民权的思想高度。

 到了黄宗羲撰著《明夷待访录》提出振聋发聩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浙江文学家张岱提出“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儒家民本思想的性质才起了重要的变化，即认识到权力来源是民而非君，亦非天，生杀予夺大权应当由人民主宰，君无非是民推举出来为主体之民服务的客体。

 所以，如果说此前的儒家民本思想是与宗法制、君主制相匹配的主张，那么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新民本思想即已超越了传统“君以民为本”思想的藩篱而具有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因素，从而开拓了儒家政治思想从民本走向民主的思路。但刘、张之论对此不加分析或避而不谈，而笼而统之地认定儒家民本思想“属于专制政体范畴”，难道不是对历史的曲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