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分子要有批判精神，但不是要跟现实政治划清界限，这是儒家的基本的大的传统。要寻找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大概只有儒家传统能提供最全面的资源。

　　古希腊的哲学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是精英的精英。希伯来的先知、耶稣的僧侣阶级、印度的婆罗门所代表的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儒家从孔子开始的所谓“四君子”是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政府里面，关切政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而且属于“知识人”。不像一般讲的有知识的人，而是他有社会的参与感，他有政治的认同感，这样的一批人。

　　孔子是现代意义上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资源。这话是已故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教授所讲。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是文明的不是野蛮的，是文的，不是武的，是民间的，不是官方的。

　　在这个前提下，只有儒家“四君子”才跟当代的知识分子比较接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是现代文明对话的原则

　　所谓知识分子，不是intellectual，是士，是君子。这个群体是怎么出现的，对社会做了什么贡献，有什么大的影响？

　　孔子就是第一个知识分子，这毫无疑问，他的孙子，子思子也有突出贡献。子思子有两个特性：内在资源非常丰富，主体性建构全面；抗议精神非常强。

　　郭店文物出土以后，我们知道子思子写了《礼记》里面的四章——《中庸》《表记》《坊记》和《缁衣》。马王堆和郭店出土的“五行”思想，都属于子思子。

　　《中庸》毫无疑问是子思子作。可以通过这个了解子思子的宇宙论、人生观的基本动向。首先，“天命之谓性”，我们的人性来自天，有超越的一面，但也不是外在的超越。按照基督教的讲法，上帝创造人类，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后永远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类，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人的理性来了解上帝为什么要做上帝要做的事。但是从子思子来讲，天给予我们的是性，通过我们的性我们可以了解天。

　　道是我自己本性的发展。对道的磨练修养就是教。人通过自己的存在可以了解天。而道是人道，这是永远不会离的。每个人都应该跟自己的心灵对话，这是你内在的资源。每个人在自己感情没有发动的时候，我们的性内在就有一种丰富的人文资源。这个资源从本体学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不像古希腊哲学家说的，除了哲学家可以了解，我们每个人都在洞穴里面，儒家认为没有一个人在洞穴里面。儒家的精神就是，你讲出来的东西假如老百姓不懂，不能怪他们，是你的问题。最高的人生智慧和理念要在最平实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感情发了以后能够让它合，感情没有发之前就是你的精神资源。人和天地是能够在一起的。

　　所以，道不离开人，不是外在的天国，不是彼岸，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的。在这方面，它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参加了联合国2011年的文明对话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18人的小团体参加。德国代表孔汉斯提出人类文明对话的基本价值是基督教的金科玉律，也就是golden rule，就是“己所欲，施于人”，这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我是因为上帝的恩宠而得救，我听到了上帝的福音，我有责任有义务将上帝的福音传给朋友传给路人，因为你没有听到上帝的福音会下地狱，我听到了上帝的福音，我有得救的可能，我希望你也得救。如果你不听，我的责任就更大，我的义务就更强。这是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这在文明对话的时候会出问题。如果我对话的伙伴是个伊斯兰教徒，他从安拉也得到了信息，他也想把他的信息传给你。你们传来传去就争吵起来了。

　　儒家认为，你要先思考你要传播的东西对方是否需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是你要尊重他者。你不要以为你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对他人好。这在宗教世界中是非常难得的智慧。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现代社会文明对话的原则。

　　儒家的政治是“以人为本”

　　这个简单的恕道，就是一个仁的观念。我认为礼是一个社会关系，仁是内在的，是个人的，不是社会性的。很多学者说仁的写法是人边上一个二，象征社会性，因此中国没有独立个人的人，要有人就是两个人。现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对我有很大的鼓励，仁的写法，上面是身体的身，下面是心灵的心。身心，那就不是社会关系，就是人，最像人的人就是身心可以整合的人。

　　《论语》里面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要仁，就有。我要有同情感，就会有同情感。但是不论你多么努力，你都不能充分体现仁的价值。“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圣人”，这两句话同时存在，要理解它们对于儒家道理的描述。每个人都有同情心，但要将同情心展现到包容一切，谁都做不到。

　　政治应该通过这种最基本的感情发展出来，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政治。

　　所以，儒家的政治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政治环境中主动的参与者和制造者。政治不是权力的掌握和运作，这只是一部分。所谓政，就是维持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安全，为社会每一个人提供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使得生活改善。在改善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人性的光辉。这就是政、political process（政治过程）。有权有势的人在维持这样一个秩序的方面责任要大，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够存活就是尊严，一个能力极小的人能够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就是社会上有用值得尊重的人。这个社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和谐社会，这里面就要靠仁。

　　有些政治哲学方面的学者认为，儒家在个人修身方面有很多智慧，但是儒家不能进入政治，不能建构制度和political process。

　　儒家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君子，他不能不修身，他应该修身、事亲、知人、知天，他要有对自己（修身）、对最亲近的人际关系（事亲、知人）和对天（知天）的理解。在这个社会上，有五种基本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关系。每个关系都是双轨的。有等级，有各种不同的分级。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都是双轨。

　　一个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不是因为签约。这个社会本来就存在，本来就存在这些关系。如何让这些关系正常化，如何让这些关系不但对自己个人，也对其他人相应地安排，这样才能发展出一个仁人社会。

　　政治，是通过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通过契约组成的秩序，通过国家机器把他的权力分配出来。儒家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学习不只是掌握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人格。只有了解自己、建构自己，我们的社会关系才能正常化。这是儒家基本的信念。

　　学习的过程，成为一个像人的人，也就是从一无所有的单独的个人，逐渐建立各种关系，来建构家庭、社会、国家、天下，所有这些，都是从最基本的一点开始的，这个基本的点就是个人。“以人为本”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掌握了很多资源。他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他自己的主体性，他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价值，第二个资源，他知道所有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民本”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而是所有人拥有共同人性的个人。

　　每个个人都是直接可以通天的。天和我们是在一起的。“天命之谓性”，人性来自天。人不仅是社会的一个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也是一个共同创造者。人不是由天创造的。人的出现是天的创造性的一种体现。天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天生人成。天，就是一种无限的创造力，而仁爱的人，就学天无限的创造力，使人能够自强不息。人每天都在学做人，每天都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人的创造是为了自我，他的自我是为了跟其他人的自我来配套。政治要从这方面来理解。

　　中庸之道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人文精神

　　《中庸》里面有一个字，已经丧失了它原来的意义——“诚”在本体论上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天的创造是纯粹“诚”的体现。天就是创造性的本身。人要学天的创造，就是最真实的、最内在的。最近有人把“诚”翻译成God，可能有点儿过火了，应该翻译成truth, reality, authenticity。天的本职特色就是创造，就是生生不息。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万物，创造了人，要让人来宰制世界的一切。原罪的观念是说你和原来上帝创造你的时候的样子有了异化，要通过信仰填补这个异化。

　　儒家的思想跟这个思想是相合的，但不完全相同。儒家认为，天是全知、全在，但不是全能的。如果人类出现了大问题，这不能怪天，这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在最正常的情况下，把同情之感往外推，人性的光辉就展现出来了。推不出来，为了各种原因，弄到斗争矛盾，连亲情也被异化了，这都是人自己造成的。人是一个观察者、参与者，同时也是一个共同创造者。而真正的天“诚者不免而中”，不需要通过什么努力，圣人就是很自然地成为人了，一般的人都要努力地成为人。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在这个基础上，有这样一个理念：只有最像人的人，才能充分体现他的人性；能够充分体现人性的人，不仅可以体现他的人性，还可以体现他的物性。“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地、人”，在中国儒家最基本的教义下，是宇宙论的核心命题。人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本身内部就是天之所有要人之为人的理由，所以能够发展出来，不仅可以帮助他人，还可以帮助物。

　　所有天地万物都是连在一起的。大爆炸以后，一直连在一起。人就是动物，人就是植物，人就是无生物。但是人有极少人的特质，这些特质使人能够创造出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体”，这个“大体”在后来荀子里面讲，“成己成物”。身心不能完全分开，中间有内在联系。

　　所以，人的本身不仅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也是宇宙学的概念。一个人就是一个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所有宇宙的资源他都有。两个观点，一个叫emergence（出现），一个叫rootiness（根源），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就在天地万物，在植物、动物，我们扎根在这些里面。了解一只狗，就能了解很多关于人的事情，了解植物，也能了解很多关于人的事情。了解山川瓦石，也能了解很多关于人的事情。

　　人需要经过自觉的努力。只有人这种动物，才需要努力自然地成为人。狗，生来就是狗，我们训练狗，其实就是训练一个狗变成人的朋友，这不是狗性，这是人的傲慢。

　　在“成己成物”这个过程中，人有主体性，有客观性，有以人为本的精神，还有和天的层面。

　　但我们又不能不这样做。现阶段，人所碰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作为一个种姓能否存活的问题。在人类存活的压迫之下，我们发现只用一种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至少要从五个不同侧面来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发展，不能用GDP来量，不能用一种价值来量。

　　到底哪种观点不仅使我们能够存活，使其他人也能存活？我们经过很长的困难过程，才刚刚经济起飞，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用哪一种秩序、哪一种政治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种前提下，哪一种人生观、宇宙论可以为中国人和全世界都可以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在儒家《中庸》所代表的这条路，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掌握五种不同的资源：一、自己的主体性（何为人）；二、民本思想（我的这条路是所有其他人都可以走的。如果只有我可以走或者只有中国人可以走，那这条路就不够宽）；三、应该和历史上长期人类走的路有关系，必须有历史记忆，对历史负责，对传统文化的资源负责；四、不能把地球当做祖先留给我们的可以挥霍的资源，应该当做千秋万世的后人也可以享用的资源；五、我们人不是宇宙大化的宰制者，我们是参与者，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共同的创造者。这样说来，关爱地球成为我们最低的存活条件。这是儒家的观点。

　　正是在这个基础下，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就不是一般的儒家问题，而是人的存活问题。现在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资源，如果人要存活，应该走怎么样的路？我认为应该走一条最宽广的人文路线，至少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个人（身心）、人和其他人的关系（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是否能够相辅相成。任何一个哲学思想、人文关怀，必须把它们全部考虑在内，否则就是片面的。我认为儒家的中庸之道顺着孔子所讲的路线，是最有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精神。

　　（作者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本文根据作者于2012年11月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作演讲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标题和小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