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两位美国汉学家相继来到中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所到之处拥趸者众,他以讲述淹没在历史里的小人物见长,如今他却像明星般接受粉丝的膜拜与追崇。他的同行、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中国则低调、冷清得多,如同他的研究对象梁漱溟的遭遇一般—这位艾恺书中的“最后的儒家”,如今的关注度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圈里。
表里如一的大儒
21日下午,艾恺抵达山东大学。在校园里,学生手捧他的著作《最后的儒家》新译本挨个等着他签名。《最后的儒家》是艾恺的博士论文,1975年,书的初稿完成时,艾恺尚未见过传主梁漱溟。在论文写作两年前的1973年,艾恺首次访问中国,他多方打听,希望能面见梁漱溟,遗憾的是未能成行。
1979年,《最后的儒家》问世后,在美国汉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此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艾恺不止一次感慨,传记成书后,作者才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可能是空前的特例”。
“梁先生的确是一位表里如一的人。”在21日晚的讲座上,艾恺又一次重复了他对梁漱溟的评价。正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艾恺才能读其书而如见其人,仅仅通过阅读梁漱溟的著作,便能在传记中抓住他的思想要义,反映他的人品。
1980年,艾恺终于应梁漱溟之邀来到北京,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数次长谈。两人的对话集《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在2007年出版,该书数度占据图书销售榜前列。
对话一开始,梁漱溟就告诉艾恺,他的思想的根本是儒家和佛家。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梁漱溟经常和艾恺讲起对佛学的看法,这让艾恺感到困惑,毕竟梁漱溟早年虽然有意出家,但在“五四”时期便放弃佛学转入儒学。不过,梁漱溟告诉他,自己并未放弃佛学,“在思想上还是那样”。而对于艾恺将他定位于一位儒者,他也接受,有时他觉得科学社会主义很好,对道教和基督教,梁漱溟也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
“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特的地方。”艾恺对齐鲁晚报记者解释,这和先秦思想家的宇宙观是一致的,“认为宇宙是和谐的、互相依赖的,而且没有绝对的矛盾。”
在艾恺看来,一生主张以自己的行动改造社会的梁漱溟,其思想更接近于传统的儒者,而将其称为“最后的儒家”,则因为历经众多政治运动与时代变革后,“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
乡村建设试图把社会变成一所大学校
艾恺此行的重要一站是祭扫位于邹平黄山的梁漱溟墓,22日,他双膝跪地以弟子礼叩拜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梁先生”。
邹平是梁漱溟早年进行乡村建设的重要实验区。1931年6月,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在邹平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将邹平全县重新划分为14个乡,乡以下设置了366个“自然村”,其实验的最大举措是将乡一级的乡学和村一级的村学取代以前的政府机关。梁漱溟让乡建干部以教师的身份和农民建立联系,希望通过把政府变成一个学校从而推动社会的学校化,借此废除官僚主义的同时,“也能将农村改造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得益于韩复榘的支持,到1937年,山东全省107个县中的70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研究梁漱溟,艾恺多次来到邹平实地走访,他试图寻找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痕迹。在与当地一些老人的对话中,他经常问及关于乡村建设的问题。“这些人回忆乡村建设时,好像更关心物质的影响。”艾恺苦笑着说,乡村建设者把一些城市的新技术引入农村,这是当时老百姓印象最深刻的。抗日战争的突然爆发终结了梁漱溟的乡建实验。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艾恺设想,如果不是突然中断,到1938年,山东各县都将成为邹平工作网的一部分。当然,如果假以时日,山东也绝不仅仅是梁漱溟借助乡村建设改造社会的终点,在当时精英阶层普遍向西看的情况下,梁漱溟的实验“找到了一种文明形式最终取代目前变态畸形的西方文明,这就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以农为本的新的世界文明”。
艾恺承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有缺陷,比如存在于乡村建设者之间的官僚主义、党同伐异、官场钻营等问题,“梁漱溟本人也承认构成乡村建设运动基础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并未实现”。但在多次去了邹平后,他认为梁漱溟本来是对的,“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在与山大的学生交流时,目睹了邹平前后变化的艾恺相信,如今邹平能够跻身中国百强县,和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影响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艾恺问梁漱溟这一辈子最大的失望是什么。已经步入暮年的梁漱溟说:“没有。”艾恺又问:“没有失望,怎么可能呢?”
的确,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主席的冲突后,以“行动派”自居的梁漱溟,再也没有了按照他的思想改造社会的机会。让艾恺记忆犹新的是,梁漱溟即便到了去世前一年,依然在一场关于自己的学术研讨会上高呼:“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是拼命干的!”联想梁漱溟的一生经历,他并不愿意钻入书斋高谈阔论,他更愿意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从年轻时守护传统文化,到之后开展乡村建设,再到抗战期间发起成立民主同盟,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推动抗战与建国,他始终在践行自己的思想。
艾恺经常反思一个问题:“梁先生算成功了吗?”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艾恺手托腮喃喃自语:“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继续下去的话会成功的,不过……这个时代……”
然而,梁漱溟本人并没有遗憾,他在与艾恺的对话中就说:“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即便经历了众多政治风波,梁漱溟在晚年也依然乐观,如他的长子梁培宽所说:“毫无老年人易见的伤感、消沉的影子。”
梁漱溟与艾恺对谈的1980年代末,传统文化在经历了“文革”的破坏后,又在社会一片向西看的浪潮中逐渐式微。不过,即便梁漱溟知道旧有的风俗习惯被破坏,可他对前途并不悲观:“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他也仍旧坚持他在上世纪20年代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判断:“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他看来,西方文化虽然现在占据主导,但未来社会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与人如何相处,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时间回到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早起外出前遇到了梁漱溟,梁漱溟准备和他讨论欧战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对话艾恺—
梁先生的思想
会在以后被接受
齐鲁晚报:您是否设想过如果当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延续下去的话,它会达到怎样的效果?它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艾恺:理想的状态就是把老百姓和政府的关系改变,他原来就是要复兴中国古代的一种理想。他说过,以前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有一点像铁钩和豆腐,政府即使是好意帮助老百姓,但铁钩一碰,豆腐就完了,所以他就想把社会学校化,把政府也学校化,让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越来越像师生的关系。
齐鲁晚报:他当时的方法跟晏阳初的差别很大。
艾恺:太大了。晏阳初从头到尾还是以平民教育为主,以文化为主,就是识字、扫盲运动。
齐鲁晚报:这种差别跟他们彼此的认识和教育背景是否有关?毕竟晏阳初是杜威的学生,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教育。
艾恺:梁先生也很佩服杜威,那个时候谁都佩服杜威。不过晏阳初到底是留洋的嘛,在耶鲁大学毕业,他的观点是比较有限的,他说每一个老百姓识字以后干什么都行,那是不一定的。
齐鲁晚报:为什么说梁先生是最后的儒家?
艾恺:我们在讨论到冯友兰时,梁先生说他的理论、著作是很像儒家的,不过,他的行为不像儒家。所以梁先生很清楚,空玩理论不行,我为什么把他叫做最后的儒家,他不是光说不练的,所以他最后一次出来演讲说:“我这一生是拼命干的!”用很大的声音。最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叫梁漱溟学术思想会议,而他强调“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拼命干的”。
他不是说了嘛,他有两个座右铭: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他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他的父亲是一位极端的改革者,北京最早的白话报纸是他办的。梁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就是因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他才会发生1953年的事情。
齐鲁晚报:梁先生说,未来社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您如何看?
艾恺:梁先生要复兴的是一种人生观。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自二战后影响很大,梁先生的预测不是让西方学中文、背《论语》,而是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社会、外国社会都逐渐变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城市化的加剧,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加剧,现在如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非常重要,而中国文化是重点处理人和人关系的,梁先生的思想会在以后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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