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军，男，西历一九七二年生，湖北枣阳人。二〇〇八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二〇〇九年至今任职于海南大学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分院。

辛卯岁末，《儒生》集刊在中国内地创刊并公开出版格外招引目光。晚清新政后科举废，民国肇造后读经废，五四新文化后孔教废，三废之余，“儒生”这个秦政一统时出现并伴随中华帝国始末的名号，实质性内涵已然被掏空，其群体也基本上在中国消失。当然，在今天即使偶有人用，也无非是泛指书生之意。但儒生并不等于书生，除了读什么书的区别外，更重要的是儒生自觉地归属于一个文化-政治集团，他们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有了他们的存在，中国才成其为一个儒教社会。没有了儒生的中国，似乎更精彩，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并汇成了某种有着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但这个中国道路，有人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而道路中也的确正走出一群儒生，他们秉持儒家立场，坚守儒学理念，光大儒教事业，不期然间慢慢壮大，办刊名号《儒生》，所标榜的目标是“祖国更加繁荣强大，人民更加自由幸福。在这一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世界万国将会更加协和，普天民众将会更加和睦”。看到如此自信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说明，再联想90年间儒生归去又归来的历史，不能不让人唏嘘感慨。

儒生归去，是自己归去，这一点一如战国。

《史记·儒林列传》记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在七十子一代，儒门还是奉孔子教，且扩大了孔子学术的传播的，但后一代就变化纷纭了，如子夏的弟子吴起显名于兵家，李俚成名于法家。子夏的弟子难守儒术，固然有子夏的因素，子夏原本思想就庞杂，孔子曾告戒他要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但战国并争，诸侯都重实效，儒术遭黜，要用世，不能不有所改变，像再传弟子商鞅，曾以帝道、王道和霸道说秦孝公，而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商鞅只好作法家。战国时儒术承传，只在齐鲁之间，孟荀之徒，靠学问，靠持礼，坚守于世。但就是荀子之徒，如李斯、韩非辈，也以法家名世。当然，钱穆先生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古代贵族的礼一变成了儒家的士礼，再变成了墨家的墨礼，三变便成了法家的法。” 1这样说，可以帮助打开我们认识儒家的维度，重新识辨“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时代的儒学的面相，但战国儒生归去而局促一隅、直到秦皇一统时以变秦救世而重新归来的事实尽如太史公所述，而孔子没后，儒学的重振不在孟荀所在的战国，而在归来儒生前仆后继而加以矫正的汉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儒在孔子之前就出现，官失其守，贵族没落，以知识和术数谋生，被人讪笑为儒。孔子少从鄙事，中年挺立文化精神，为君子儒，演成儒家，数百年间孔学成为显学，影响齐鲁大地，不降王侯，不从流俗，但其中也参差不齐。至秦汉，有城破仍弦歌不绝的邹鲁之士，有报礼器而从陈王的孔甲，有传经的伏生，抗礼的辕固生，也有背师为吏的李斯、公孙弘，钻营的郦食其、叔孙通，方士化的儒生，等等，为人不值。所以独尊儒术之时，董仲舒就为儒定了义，“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生，正在学习之人，也包括已经有了知识和学问的人，儒生，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统治知识领域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休对从事辞章之学的也看不起，认为治古学贵文章者为俗儒。 2扬雄后来更进一步，以通天地人为儒。这等于是把一些自称为儒，但只是以儒谋生的俗儒排除在儒之外。既已独尊儒术，自然上点学，有点知识的就自称儒或被无知识的称为儒，鱼龙混杂。应劭区分了通儒与俗儒：“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 3通儒即是扬雄的儒。保留个俗儒，这是尊重社会事实。两千年的混杂不清，到章太炎分儒为达类私三科，说“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 4，揭示了这种同名异实的现象，也明确了孔子之后，真正的儒就是传经。胡适在自己极看重的文章《说儒》中，更是把孔子马丁·路德化，今天读来，感觉真正的儒就是要坚守孔教。辛亥科举废而儒生微，知识乞生，依附阶级，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更是命途多舛，是到了挺立的时候，怎么挺立？通经也，传经也，奉孔教也。

晚清以来的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俨然如战国，儒生归去，正是一代儒者参与共谋的结果。革命是晚清以来中国的关键词，儒教中国的逝去，儒生的归去，正是中国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但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近代儒家处在革命的对立面。曾经的儒生洪秀全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一代鸿儒康有为发动了维新变法，这些都直接拉开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序幕。唐文明认为：“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更多地表现为调动乃至挪用儒家传统思想资源顺应革命之潮流，而很少能够做到坚守儒家立场以反思、回应革命所带来之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恰恰是儒家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真实的精神动力，尽管儒教中国本身正是革命的对象。” 5这种说法虽有细辨之处，但道出了儒者参与共谋而致儒生归去的事实。

唐文明认为不能坚守儒家立场的代表就是康有为，康有为的三世说为奉行历史进步主义的革命打开了通道，康有为的大同说背弃了三纲五常，丧失了儒家立场，康有为的去政治化的孔教实践，去伦理化的道德号召，导致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边缘化和游魂化。显然，唐文明是站在今天儒学重建、重树正统的立场上反思现代中国，但简单地削弃至今仍存的道政紧张而以原教旨的儒家立场批判康有为及其后的现代儒家，只能让所谓的儒家立场更加虚渺。同样是批判康有为，蒙文通认为康有为的问题不在弃君臣大义而在保皇和维护专制，认为在康有为所学的董仲舒那里，今文经学的革命性就被已阉割，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贯彻了孔学正宗。 6这一点，在被唐文明称为有问题的所谓社会主义儒家梁漱溟、熊十力那里也有分说，至少说明，蒙、梁、熊这代革命浪潮中仍自称坚持儒家立场的儒者，有着某种关于社会主义与儒学的亲缘性关系的共识。既然亲缘，争说社会主义之实就行了，儒之名不说也罢，儒生从此在大陆消隐。退到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等争颂儒名而崛起，论证方式一如梁熊，只是共识变成了自由民主，专制王朝下被压制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自由。儒生在港台归来，但对于唐文明来说，这些自由主义儒家的立场也是成问题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儒教中国之后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存在样式是绕不过的，确立价值立场而抗拒虚无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味批判，而是要在历史维度上保持延续，在现实维度上保持张力，在未来维度上保持希望。

集体表征并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而只在每个人的头脑之中，三纲五常就是作为集体表征要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但晚清中国的现实是，三纲五常成了口头的东西，何为君？何为父？何为夫？淆乱不清，名实俱湮，且民弱、民愚，要开民智，要民强，不可能简单地重复传统的价值言说，而是要激发生命力，在民族的生命活动中重新焕发三纲五常。康有为辨虚君，黜伪经，立孔教，努力不正在于此吗？固然今天三纲五常似乎离我们远了，但它的在每个人心中的焕发，确是正强有力地实现中。

康有为已还的儒家，他们的儒生身份归去，变身为政治家，哲学家，社科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工人，农民，等等，一如战国儒家化入百家，最终消融之而至汉代汇成儒学之大一统，是在中西交通的新时代与各路理论与实践交锋、互融，为迎接一个新的儒学重振时代的到来建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章太炎《原儒》，会别有意味。

在儒生淡出历史舞台的阶段，章太炎先生较早对渐成“国故”的“儒”进行了学术整理。

章太炎先生辛亥前流亡日本，著《国故论衡》，其中《原儒》一文，分析“儒”有达名、类名、私名三科：一切术士如道、墨、名、法、阴阳、神仙、诗赋等等皆为儒，此为达名；习礼乐射御书数之士为儒，此为类名；宗师仲尼，以道为高，未及六艺而自居师者为儒，此为私名。论及私名时，对宋儒判教以来位尊亚圣的孟子语涉讥讽，对列名为儒、实则传经并为实事求是的古文家之先驱的荀子多有赞誉。

但“术士”之说，早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别于章太炎讥讽儒者以末流之私名宰窃源头之达名，许慎只是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柔”乃儒之通训，“术士”只是别解。郑玄解释“柔”，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段玉裁解释“术士”，说“术，邑中也，因以为道之称”，“术士”是在乡里教授道艺、以道得民的“师儒”。显然，不是所有有某项技能的人都可称为儒者，“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若要求实质性的“儒”和自觉的儒者，必然以孔子为源头。后世百流归儒，鱼龙混杂而致文献中“儒”之名实淆乱，固然有时利所趋的因素，实因为轴心时代孔子奠基中华文化而致成一儒教社会，此文化中人百思百行皆难逃“儒”之内蕴外延而安服于中。

太炎先生承继乾嘉学术，对文献资料用归纳法分析，科学性毋庸置疑。但归纳总有偏差，科学也不能取代人生观。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对章太炎多有推崇，认为他贯通旧学新知，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尝试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固的根基；侯外庐先生称他为“中国学术史的第一个尝试者”。《原儒》所开创的从社会史来探究“儒”之来路的范式对民国以来的“儒”之研究影响很大。但真正结出了多少学术成绩，实在需要反思。

傅斯年作《战国子家叙论》，认为“儒”出于职业，春秋以来的职业分途中，民间教书匠兴起，孔子是其中特出者。胡适作《说儒》，认为“儒”出于宗教，殷代遗民以治丧相礼为业，柔逊而守旧教，孔子化柔为刚，变革而成新教圣人。而冯友兰和郭沫若在著文反驳胡适的时候，接受了傅斯年的职业说，认为先有西周王官，经春秋时代贵族不常、王官失守，社会形成游士阶层，才产生后世诸子百家所流出的各种职业；郭沫若与冯友兰不同的地方在于，郭沫若肯定“儒”就来源于祝宗卜史失守形成的食客、陪臣、教师等职业，而“儒”之名号仅限于邹鲁之士。这些研究，除胡适比附基督新教，探究职业之外的宗教价值之外，多是在职业类型与职业名称上打转，对于认识孔子和儒学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意义不大。后来的“儒”之社会史研究，深受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影响，一方面开拓了我们多方面认识先秦社会的视角，但另外一方面则不断贬低孔子和儒家思想，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历经文革低谷，至今也回升不够。

章太炎晚年检讨订孔、提倡读经，有着归六经于孔子的儒家意味。社会史研究开拓了中国现代学术视野和规范，但研究者不能像太炎先生那样有所退守，形成文化自觉和担当，终会成为西方理论和繁复证据的奴仆，所论必然如陈来所说，“可通于此，却不能通于彼”，“多阻隔难通之处” 7。

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一种体制，那就是体制内的文与吏，到共产党时代，更重。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奉主义治国的结果，治国需要笔头，需养的文人产生。改革中出现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而出现儒生。这个儒生是怎么出来的呢？秦汉的儒生，是先秦官失其守（阎步克说是乐师，当然这个乐师的职能不小，佐礼乐，传诗书，都是他们的事），流落民间，兴私学，则有通一术者为儒，这个术是百姓日用的，是常，常者，经也，故所谓通一经也。民初儒学扫地，科学兴起，所谓还原历史，就是剥去儒学的神圣光环，古人一枝一叶的论述加上唯物主义的眼光，终于汇成了儒生的所谓客观历史，儒生被还原为知识分子，随着对西学的模仿和传承，知识分子慢慢断奶，断了传统的奶。主义兴，并且主义立了国，知识分子有了体制内外之分。有一段时间，体制外无知识分子，改革后知识分子往体制外挣扎，加上体制外成长的一批，也已蔚然成势了。传统的传承靠什么？无非是自由之私学。就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是有传私学之心。蒋庆先生私淑康有为做公羊学，台湾的老先生竟以为大陆康学有传承，派人来接引。只要有文献在，就有儒生在，关键是文献儒怎么成为儒生。看董仲舒和司马迁所述，儒生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要重回王官学。这个王官学不要狭义理解，是指文化传统成为政治的核心，不一定是孔子之学，当然因为“道著于孔子”，孔子之学的显耀地位是不得不然的事。儒生归来，是指什么呢？是政治儒学的回归，是文化儒学的回归，是仁政的要求，是儒教的重建。此乃《儒生》创刊词“将以先贤为榜样，以苍生为念，承续儒家文明，光大儒教事业，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之谓也。这个回归，固然是一种体制外的力量的兴起，是一种利益的调整，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均衡。体制要从一种主义式的固化，从一种官僚式的僵化中走出来，更有包容性，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儒生，儒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生，学生，求学者，生生不息也。儒生然后有洪儒，有大儒（如王充所排的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的顺序）。儒生往往被文吏瞧不起，现在也是这样，司马迁的传记中儒生出现，不就是被批评为不通时务吗？但时务是需要矫正的，否则，这个社会就不成样子，成为金权的天下。

《儒生》序言所谓儒家内部的视角，是一种立足社会的视角，立足文化的视角。

太炎先生说儒有三科，达名之儒，乃一切技艺之人。分类法是乾嘉学派的方法，但如何分类也体现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文化要求。太炎的分类隐含着儒是人人挣不脱的传统，以儒为私名，打消宋儒以来的判教，以适应一个变革的时代。随之，胡适《说儒》从宗教入手，冯友兰、郭沫若分辨，则归儒为游士阶级。胡冯等虽有着温情，但已经是从外部视角来打量儒家了。唯物史观的进入，从阶级地位来说事，讲儒生依附地位，到顾颉刚辨伪，不是要找出儒之来路，而是要指出儒生造假，名为儒生实为方士，像其书原来还题为《汉代学术史略》，1955年改题《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以为“书名和内容相符”了。这以后儒生的污名化加剧了，儒生被今人成了专制政权的依附，故有《儒生与国运》之类书大行其道。阎步克的书更学术一点，更细致地去考查了士大夫的演生史，儒吏合流而为士大夫，这大致是他的结论，指出专制政权的两手统治，一柔一硬。而李零的去圣，去宗教，去道德，更是一塌糊涂，远离太炎先生原儒之初衷。太炎先生以还的说儒，宋儒的批判怎么放置？儒家文化精神呢？人格的力量呢？都没考虑，都丢了。为抽象继承儒，儒者又在余英时等那里成了专制的批判者角色。儒总不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文化-政治集团，而是新知识分子们各种理论的证据。

实际上，司马迁已经说了，儒生是鲁地的，董仲舒说了，通一经为儒生，把传承孔子政治理念的一群归为儒生。经为孔子之经，不是古文家的说法。康有为做《新学伪经考》，熊十力做《原儒》，都是要树孔子之经，在传承中开生面。

有了他们的基础，蒋庆、陈明等，经历了短暂的（相比近代以来100年之久）出入中西，终归宗儒家，一代新儒生崛起，对重大时代问题发表儒家思想。《儒生》集刊重点在大陆新儒家。从《儒生》中蒋庆和陈明等的传记，可以看到大陆新儒家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没有师承，他们经生命体证而归宗儒家，而且直面的是中国和世界问题，使儒家站在一个更高的时代平台来展开自己的新论述。

秦汉的儒生在司马迁的笔下，是邹鲁缙绅先生，是博士，是礼仪专家，但其实更复杂，董仲舒说通一经为儒生，会合分化时代的各路探索汇成汉代儒学的完整论述，开创了儒学一统的时代，到扬雄，通天地人为儒，这是一个融合的象征。今天的大陆新儒家，还像刚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秦汉儒生那样，有些扎眼，有些迂阔，有些鱼龙混杂，难怪《秦汉的方士和儒生》还能引起一些反儒者的阅读共鸣。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方生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希望看着《儒生》来见证儒生的归来进程，见证儒生追求的“祖国更加繁荣强大，人民更加自由幸福”的目标逐步实现。

还有更多的民间儒者，以后的集刊要更多地为他们树碑立传，让我们知道当代中国儒生是什么产生、发展、壮大的。

【注释】

1 钱穆，《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5年，《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转引自“新法家”网站“历史探微”栏目《唐律杂议》一文http://www.xinfajia.net/1492.html

2 见黃晖编辑《論衡校釋·超奇三十九》：“孫曰：‘何休公羊序云：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徐彥疏云：‘謂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群書號曰洪儒。今本繁露脫此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3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9页

4 章太炎撰：《国故论衡·原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06页

5 唐文明：《中国革命的历程与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文化纵横》2010年第02期

6 参看蒙文通《孔子和今文经学》，见蒙文通著《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 陈来：《说说儒—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反省》，引自“爱思想”网站“陈来专栏”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