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市场经济中充斥着具有“自利利他”与“损人利己”两面性的所谓理性人，更有损人利己的奸商。理性人既增长财富也在增长社会的不平等，积累社会矛盾。儒商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原则，实现“兼善天下”。“法无禁止皆可为”只是市场经济中理性人遵循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引导他们向儒商转化，坚守儒商的道德律令“德无禁止皆可为”，否则，即使中国GDP实现世界第一，也不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复兴，所以，实现中国梦呼唤儒商大群体的出现。
一、儒者的使命：兼善天下
孟子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总结了儒者的处世立身原则和使命。
在自然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儒者实现“兼善天下”使命基本途径就是进入国家管理系统，所以，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2]汉代以后，儒者成为中国国家管理者的基本来源。
二、当代儒商的使命：经营企业富民和天下
当代中国已经基本转入市场经济社会，企业家，或者说广义的商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掌握财富最多的阶层，对于国家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他们是遵纪守法的商人，还是无良的奸商，抑或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理性人，或者是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的儒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未来影响巨大。
（一）、奸商、理性人自利利他与损人利己的两面性
何为奸商？
简单说奸商=盗贼+商人。
其特点就是欺诈以盗利，以利贱义，以利损道，损人利己，为富不仁。
无良奸商财富观是：奸商爱财如命，取之如盗贼骗子，用之无道无义。
由于无良奸商行为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社会向来鄙视商人，有“无商不奸”之说。此话显然以偏概全，有失公允，但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普通商人具有自利利他与损人利己的两面性，即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
何为理性人？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努力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他们就是理性人，是市场经济主角。他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实现自利利他，因此不需要讲道德，并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最合理的原理。
支撑这一观点最权威的理论论据来自亚当.斯密关于商人受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为追逐效益最大化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所谓自利利他的论述。
但此举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断章取义。因为，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证明这是市场经济最合理的原理，反之用大量的篇幅揭露了理性人欺骗消费者，侵害公共利益，损人利己，胁迫国会议员等等卑劣行为（参见拙作《必须纠正西方经济学对《国富论》的断章取义》，他和两千多年前的管仲一样，鲜明地指出普通商人、理性人的具有自利利他和损人利己的两面性：
当正常经营也能获利，所谓理性人会遵守道德与法律，正当竞争，此时确实自利利他。一旦市场不妙，或者自己经营不善，或者技不如人，导致不能获利，甚至亏损，他们就越过道德与法律界限，损人利己。如果暴利在前，他们就会变成奸商，就会不择手段，践踏人间一切法律、道德与良知。
西方经济学突出强调理性人自利利他的正面行为，回避其损人利己的负面行为，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纵容理性人唯利是图，不讲道德良知的自律。
管仲早就发现了所谓理性人的两面性，提出了齐国市场经济的财富道德观：
“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3]
大意为“不合乎国家法规，虽有利润也不去作；不合乎公序良俗，虽有利也不行动；不合乎自然社会的公平正道，虽有利也不获取。”
儒家继承了管仲的这些思想，重视道德。孔子认为利与义比较，义更重要：“君子以义为上”[4]，“君子以义为质”。[5]
因此，君子遵循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原则，其具体标准就是“礼”。而“礼，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6]于是儒家将“义、利、礼”三者统一起来，形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7]的义利原则。
而孔子弟子子张更是明确提出“见得思义”[8]。
由于管仲和儒家这些思想广泛深刻的影响，于是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所谓理性人的独特商人：儒商。
（二）何为儒商？儒商=儒者+商人
何为儒商？
简单的说就是儒者+商人。
即用儒家思想从事工商经营管理活动的人。
他们坚守儒者的处世立身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翻译成商业语言就是人生穷困、生意亏损也不损人利己；经营正常，生意兴隆，顺达发财的时候则自利利他。以工商活动满足民生，提供就业，以利润周济穷人，以积累与投资繁荣经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公平的获得利益，以利润弘扬道义。
其实现使命的原理途径与儒士基本一致：
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或治市、兼善天下。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方式、途径的不同。儒仕进入国家管理系统，通过国家政治与管理国家的行政活动来实现富民治国平天下，弘扬道义。而儒商则是通过经营管理工商企业的来治理市场，即通过儒商高度的道德自律达到市场的道德与法律自治，实现富民强国，利益天下，弘扬道义。
1、儒商财富获取观：从管仲“非吾道虽利不取”到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管仲要求商人“非吾道虽利不取”，孔子继承了管仲的这种财富获取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9]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种思想体现在市场交易中就是公平交易，商人遵守诚信，保质保量，童叟无欺，正当竞争等等基本市场准则。
所以，孔子反对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礼），所以他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0]
因此他欣赏哪些“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子共问：“平穷但是不谄媚，富裕而不骄傲的人，如何？”
孔子回答：“可以。但是不如平穷而快乐，富裕而好行礼的人。”[11]
2、儒商财富使用观：从管仲“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人”到孔子“君子爱财，用之有道”
管仲提出了“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人”[12]的财富使用观。
儒家也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孔子提倡与推崇“贫而乐，富而好礼者”，曾子提出“仁者以财发身”[13]的主张。
可见儒商财富使用观就是，当儒商通过经营管理发财以后，不是个人，或者家庭去过奢侈、糜烂、腐朽的生活，而是周济穷人，扩大投资、促进就业，或者投资文化教育等，或者作慈善事业等仁义活动，实现孔子的大同思想，共同富裕。所以，儒商的财富使用观是“君子爱财，用之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对中国商人的道德观有重要影响，并在商人中形成了遵守这种原则的儒商，通过自己的工商活动来弘道，实现修身、齐家、富民、治国、和平天下的使命与理想。
孔子的高徒子贡经商赚了很多钱，将这些钱用来资助孔子传播儒学，这就是以利弘道。司马迁赞美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14]所以，子贡算是第一位儒商了。
汉武帝陷入了文锦之治的盛世陷阱，周边敌国入侵，国内诸侯反叛，精明理性的商人们偷税漏税，国库空虚，自然灾害频发，穷人一无所有，易子而食，富人们见死不救，一如既往的奢侈，荒淫无度。汉朝内外交困，此时，唯独只有养羊发家的牧场主卜式“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后多次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捐献国家抵抗匈奴，或周济穷人，深受武帝感动与表彰。因此，卜式是汉朝最著名的儒商了。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陈嘉庚等侨商，将自己的大量财富捐献国家，抵抗侵略，也在实现着一个儒者的使命，所以，陈嘉庚先生是现代中国儒商的代表。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一些赚得（？）脑满肠肥的富豪级理性人无动于衷，象征性的甩出两个钱后，自以为傲的宣称这是他的自由，这也确实是他的自由。但丑陋的是居然要求企业员工捐款限制额度，公然武断干涉他人慈善的自由。对于财富取之无道，用之无道的理性人，即使用登上珠穆朗玛峰来衬托、显示自己的高度，但其灵魂也高不过一张纸币的厚度。
反之，与这些理性人精心算计的同时，全国有众多的企业家义无反顾的向灾区慷慨捐献大量财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亲赴灾区救援。他们的义举和捐献财物的总额度之高，震撼世界；他们的壮举，义薄云天。他们用自己经营所得财利与实际行动拯救同胞姐妹，在实现着一个儒者的使命：扶危济困，“兼善天下”。
5.12企业家群体就是当代具有儒商思想与风范的企业家代表。
三、儒商的道德律令：德无禁止皆可为
总结管仲“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人”，“非吾道虽利不取”，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子张“见得思义”，曾子“仁者以财发身”等等儒商思想可见，儒商即使怀抱实现“兼善天下”的崇高理想与目的，也决不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是秉承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获得原则和“君子爱财用之有道”的财富使用原则。
市场经济中精明的理性人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原则，总是游走自法律的边缘，总是想方设法钻法律的漏洞，总是在算计谋划，永远走在法律的前面，进行着损人利己，掠夺财富的种种虽然暂时合法，但总是缺德，无德的创新。
儒商内心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君子爱财用之有道”的原则。因此成为他们内心强大的道德自律的律令。这种自律不是理性人的“法无禁止皆可为”，而是“道德禁止皆不可为”。
凡是被社会公序良俗，道德良知所禁止的事，即使暴利当前，也绝不因恶小为之。与“道德禁止皆不可为”等值的思想原则就是“德无禁止皆可为”，凡是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利益的事都努力去做，不以善小而不为。
“德无禁止皆可为”——这就是儒商内心强大的道德律令。
四、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
在农耕自然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社会中，儒者基本通过“学而优则仕”走上仕途，实现“兼善天下”的人生使命。这是此时儒者最合理的选择。
今日中国经济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模式，于是，当代儒者无疑有了两个选择：即“学而优则仕”与“学而优则商”。
实现兼善天下的理想使命不必只是进入国家管理系统，还可以进入市场，像子贡、卜式、陈嘉庚、5.12企业家群体等等那样，通过投资创业，经营管理来自利利他，实现修身、齐家、富民、治市、和平天下。
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大批儒商群体
今日中国市场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所谓理性人与奸商。理性人对财富有时取之有道，有时取之无道，有时就取之如盗匪。他们对财富的使用有时用之有道，常常用之无道，奢侈糜烂。
他们的自利利他增长社会财富，他们的损人利己的强取豪夺在制造社会的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严重悬殊，增长积累社会矛盾与危机。他们爱财如命，任何对他们的不利，他们都会以损人利己来应对。拔一毛利天下的事他们不干，甚至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他们也不干。有的理性人，奸商，如果看起来他们很慈善，或者作慈善，但这慈善活动幕后一定是有更大的暴利所得。
他们损人利己，强取豪夺的行为放大危机，必然造成社会的矛盾冲突、动乱、危机与社会崩溃。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允许理性人的存在，但需要大量真正的儒商，他们与具有儒士使命的国家官吏一起共同实现“治国治市”，“兼善天下”。
六、文景之治的深刻教训与汉武帝尊儒的睿智
汉初，由于纠正秦朝暴政造成的民生凋敝，文帝与景帝实施了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使经济迅速恢复，市场各个要素都发挥出各自的活力，于是迅速实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史称文锦之治。
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讲道德，所以理性人，普通商人自利利他与损人利己的两面性发挥到极致，最终形成严重的社会贫富悬殊，放大了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这些理性的商人们的行为：
“第二年，山东地区遭受水灾，老百姓大多陷于饥饿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遗使者，尽出郡国仓库中的物资赈济贫民。仍不够用，又招募豪富人家借贷予贫民，还是不能救灾民摆脱困境，就把贫民迁徙到关西，或充实到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去，约七十余万人，衣食都靠县官供给。数年之间，借给他们产业，派使者分部保护他们，一批批的天子使者，冠盖相望，道路不绝。费用以亿计，多不可计算，于是郡县财力告竭。
然而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帮助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重穷困之中。”[15]
汉武帝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卜式的儒商行为昭告天下，以期获得商人们效法，出资救济穷人，支援国家抗击外敌。但是结果没有一个商人效法卜式救济穷人，反而继续偷税漏税，操控市场，奴役人民。
商人们获得财富取之无道，用之无道，为富不仁，道德尽失，使汉武帝猛醒：所谓文锦盛世已经使国家财富完全被富人控制，汉朝人已经失去了道德良知，汉朝危也！如果不是汉武帝启用桑弘羊等效法管仲进行系列改革，改变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那么，汉朝也许就在文景之治的盛世陷阱中灭亡（参见拙作《管仲拯救汉武帝》）。
所以，当董仲舒提出尊儒的时候，他立即采纳，使儒家从儒学变成汉朝国家宗教。这是汉武帝的睿智，为中华文明确立了国家统一的道德规范。
历史的教训值得警惕，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如果不树立“非吾道虽利不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等正确的儒商财富观，而是坚持理性人“法无禁止皆可为”，那么，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是重蹈文锦之治的盛世陷阱，而不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GDO第一的经济大国，也是一个贫富严重悬殊，阶级矛盾尖锐激烈，随时可能爆发危机或革命的大国。
七、当代儒商群体在哪里？
近年商界学界都有人提出儒商问题，不少工商企业家确实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伟大贡献。他们正如5.12汶川地震后涌现出的企业家群体那样，很有儒商的精神风范。
但是，今日中国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所谓理性人与奸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导向也在不断滋养着不讲道德的理性人，而“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西方法学原则也在纵容着理性人和奸商们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为富不仁的行为。
如果他们掌握的财富比例与因财富获得的权势有一天像汉武帝时代那样，也像他们置国家危亡，民众的生死于不顾，那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灾难降临的日子，就是中国梦破碎的日子。
今日中国市场经济中虽然已经有了不少儒商的身影，但真正的儒商大群体还没有出现。
当代儒商大群体在哪里？
实现中国梦在呼唤，中华文明复兴在呼唤他们的出现。
要使儒商大群体的出现，国家在允许理性人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最低要求的同时，应该复兴管学、儒学等中华传统文化，并结合当下全球化时代大势与国情，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为理性人树立一个中华文明的新标杆，引导他们从“法无禁止皆可为”向“德不禁止皆可为”转化，引导理性人变成儒商，成就儒商大群体，使儒商大群体早日登上历史的大舞台。
如此，中国梦必然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必然真正复兴。
2014-06-11
[1]《孟子·尽心上》
[2]《论语·子张》
[3]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管子》）第38章白心
[4]《论语》阳货
[5]《论语》卫灵公
[6]《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7]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
[8]《论语.子张》
[9]《论语》里仁
[10]《论语》述而
[11]“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12]《管子.霸言》
[13]“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
[14]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5]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