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者大多数都与乡村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修养大多来自于厚朴乡风、仁孝家风，来自于童年、青少年时代对祖辈、父辈勤劳、节俭、诚信、孝悌、正直、善良等精神记忆。”

 《成功》：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其发展有何规律?

 柳河东：用“大儒学”观分析儒学的发展史，我觉得儒学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原始儒学期、原典儒学期、汉唐经学期、四朝理学期和当代儒学期。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汉唐经学期、四朝理学期，乡村培育了许多大儒。民间的私塾、学堂、书院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传承了文脉；乡村文明滋养了无数耕读传家的书香望族；许多儒者名士在仕途不顺、落难、丁忧期间，皆在乡村讲学、研修，以渡过特殊时期。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士贤大儒成长于乡村民间。

 此外，二千多年来，朝代更迭，封建王朝内部政权动乱期，乡村往往成了中华文明道统的忠实护卫者和传承者。这也保证了很多时候“政统”虽断，“道统”却一直绵延传承。

 即便是在1919年以后的当代儒学期，在“新文化运动”、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西方文化的传入等一系列冲击下，儒家道统的传承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乡村的土壤。当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者大多数都与乡村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修养大多来自于厚朴乡风、仁孝家风，来自于童年、青少年时代对祖辈、父辈勤劳、节俭、诚信、孝悌、正直、善良等精神记忆。

《成功》：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精神内核的乡村社会有哪些特点，儒家思想对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体系有何影响？

柳河东：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所以非常重视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乡村社会，古代又称乡里社会，在治理上有乡里制度、保甲制度等乡村治理制度。在西周之前，乡是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制，战国后逐渐演变为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名称，唐时正式作为一级基层管理组织出现。明代发展出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为一体的“乡治”系统。到了清代，乡约由礼部掌管，单纯用来司教化，以宣讲圣谕为主，保甲、社仓由户部管理，保甲负责缉盗安民，社学负责教育，社仓则负责救济。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有一个基本规律：国家高度集权时，乡村社会官治色彩浓；政治清明或政权弱时，乡村社会自治程度高；政权更替与衰败时，乡村社会往往高度自治，像元初、清末、民国初年都是这样。

 两千多年来，由于儒家文化居于正统地位，在全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精神内核的乡村社会呈现出四大特点：第一，重教化。礼教与治理相辅，形成家庭教育、塾院教育、宗族教化、礼法教化、祠庙教化、社戏教化等交叉立体礼教系统。第二，重治理。自治与官治相辅，乡里官员主要由官派产生，辅以民间推选；在乡里官员的选任上往往重道德、重知识、重威望；没有官职，但德高望重的族长、乡贤对乡里官员治理发挥着监督、制约、佐助作用。第三，重规约。乡约与家规相辅，通过家规、族规、村规、乡约等进行乡里成员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第四，重伦理。儒教与多教相辅，通过祭祀、庙会、民俗、节日活动等，使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些特点对传承优良传统、提升乡里民众道德觉悟、集体意识，维护乡里文明秩序，保持乡里稳定，维系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成功》：中国传统社会的宗祠、乡约、乡规等乡村习俗是在哪个时期逐渐完善的，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代表性儒家人物？

 柳河东：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起初只有士以上可立庙，民间立祠。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如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建于唐末。宋代朱熹提倡广建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至明代，始准许庶人联宗立庙，也称“祠室”“祠堂”。明朝第11位皇帝世宗朱厚熜（1507－1567年），采纳大学士夏言（1482—1548年）建议，正式许可民间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明清以来，祠堂功能不断扩展，成为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

 “乡约”是乡里成员以互相劝勉、相互扶助目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治理的一种制度。乡约理想历史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周礼·地官·族师》记载，“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北宋学者陕西蓝田吕大钧、吕大临等兄弟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创立了具有浓厚自治色彩的“吕氏乡约”，可能是最早的成文乡里规约。南宋时代，朱熹的提倡使吕氏乡约得到推广，其提出的四大宗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明代王阳明于1518年创制了《南赣乡约》，明嘉靖年间（1522～1566）朝廷大力推广，“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到了清代，乡约则由礼部管辖，单纯用来司教化，以宣讲圣谕为主。

图表

柳河东：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儒学第一期：原始儒学（尧、舜、禹、夏、商、周时代儒学萌发时期；《中庸》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即是关于儒学萌芽发展的精辟注讲）

儒学第二期：原典儒学（春秋、战国时期以“仁学”和“礼学”为核心的孔子学说，包括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著述及学术）

儒学第三期：汉唐经学（秦、汉、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吸收了道家、法家、佛家等文化之优长发展而成的新儒学）

儒学第四期：四朝理学（宋、元、明、清四朝时期，儒学继续吸收佛教、道教等文化及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化之精华发展而成的新儒学）

儒学第五期：当代新儒学（1919年以后，儒学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受过了无情的批判与打击，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应时而起，大开大合，勇敢地吸收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的现代道教佛教、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以及现代东西方文明的一切优长，融会贯通、正在建构和发展中的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