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是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着力，整体推进。不仅要复兴乡村儒学，还要全方位地、创造性地复兴城市儒学，包括社区儒学、院校儒学、机关儒学、教育儒学以及工商儒学等，一旦当代儒学复兴系统工程形成合力，会更有利于乡土文明。” 

《成功》：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儒学根基的乡村文明也遭到了破坏，您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柳河东：新文化运动、日本侵华战争、国内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对中国乡土文明冲击都比较大，但这种冲击仍然存在一定的有限性，因为中国乡土文明的根基——乡村农业并未遭到根本破坏。而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城镇化、工业化、商业化为主要方向的工业文明却带有明显的颠覆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然村落加速消失。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第二，乡村教育弱化。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第三，人口大量外流，传统乡土文化活动逐渐消失。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几十年随着青壮年入城移居、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乡村社会正在不断解体。乡土儒学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抽空，传统的社戏、庙会、民俗活动等农村文化生活形态正在成为记忆中的往事。

《成功》：有专家认为，现代化转型期的农村，逐渐被边缘化，商业大潮冲垮了原来的礼法，新的信仰又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非常贫瘠。您认为，今日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态有哪些新的特征，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柳河东：当下中国农村文化生态总体情况是喜忧参半。与清末民国初年相比较，令人欣喜的是乡村文化建设经济基础有所改善，富裕起来的乡村、农民有财力和有心情关注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对乡村文明建设也比较重视，乡村文化生活无论硬件、软件均有所改善。 

但令人担忧的问题也很突出:第一，传统优良礼乐教化断失。“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市场经济冲击等，使得许多宗祠、乡贤祠、庙宇等传统教化道场遭到严重毁坏，乡贤、宗长教化体系不存。第二，重商重利倾向导致人心涣散、民风不朴。商业功利主义、投机思想对乡村民众影响越来越深入，数千年以来形成的纯朴敦厚民风受到极大侵害，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不礼不信现象比比皆是。

《成功》：上期我们刊发的有关曲阜乡村儒学推广的内容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您怎么看乡村儒学对当下儒学复兴的影响？

柳河东：曲阜的乡村儒学推广形式我是赞成的，不仅道义上、精神上支持，而且十多年前我与傅路江等同仁在河北行唐县也推进过类似的实践，不过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也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和知名学者支持，影响不大。以后，我们也会借鉴曲阜乡村儒学推广模式，继续探索和推动乡村儒学复兴工作。

不过，当代儒学发展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反乡村文明、不利乡土社会发展的，目前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这是数千年没有过的情形。传统儒学要想改变当下的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态，就不能回避这个现实，更要发扬儒家文化兼容并包的优秀学术品质，积极吸收优秀的异质文化，因时而变，应势而新。  

另外，儒学复兴是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着力，整体推进。不仅要复兴乡村儒学，还要全方位地、创造性地复兴城市儒学，包括社区儒学、院校儒学、机关儒学、教育儒学以及工商儒学等，一旦当代儒学复兴系统工程形成合力，会更有利于乡土文明。

《成功》：也就是说，今天的乡村儒学与民国初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有所不同？

柳河东：是的，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型”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型”运动、卢作浮在西南三峡地区开展的“经济建设型”实践、陶行知开展的“教育改进型”实践等与今天的乡村儒学在历史背景、目的、性质及开展方式上均有所不同：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国基本上是农村社会。振兴农村经济，就等于振兴国民经济。加之国家政局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水旱灾害频发，农业凋敝，民不聊生。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文教落后，文盲充斥、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严重。而今日中国，农业已不居主导地位，国家政局稳定，农村、农民、农业开始受到工业反哺和国家政策扶持。

从目的上来看，民国乡村建设实质上是以文化教育为先导，通过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以达救亡图存为目的，更多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而今天的儒学下乡工程则是以复兴儒学、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素养为主要目的社会文教活动。

《成功》：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乡土重建理论中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的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而中国固有的伦理本位的“优良”文化在城市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在乡村尚较完备。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建立“乡村文明”，重光中国文化。您怎么看梁漱溟先生当年的这一观点，80多年后的今天，梁漱溟的这些观点对当下的儒学复兴是否还有借鉴意义？

柳河东：在当年众多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先生领导的“乡村建设型”实践，注重儒家文化的复兴和重建，影响较大，对当下的儒学复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今天，中国已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儒学的复兴需要在城市、乡村、市场、企业、学校、机关等众多领域着力。 

过去几千年，我们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发展儒学，今天我们将在更富生机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儒学。今天的儒学下乡工程某种程度上可看成是对梁漱溟先生的回归，但更多将是一种超越。乱世百家兴，盛世儒家昌，近30年来大陆民间、官方儒学研究、弘扬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效与进展，政府对儒学研究与弘扬也日益重视，儒家文化复兴正在迎来春天。

柳河东简介：

柳河东，字铁镜，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北京儒学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儒学现代化、当代化的研究、实践和弘扬工作，志在复兴儒学、重建儒家、振兴儒林，让《当代儒学》造福家、国、天下。

富有开创精神，先后推动创办了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曲阜儒者联合会、（澳门）中华孔子学会、（香港）中华儒学会、太原市儒学促进会、河东书院、曲阜书院、儒海书院、龙城书院、弘儒书院、中国当代儒学网、中华儒学网等30余家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及机构。

富有奉献精神，兼任200余家企业、机关、院校、社团的理事、文化顾问、导师、教授、研究员或特聘、客座、荣誉教授等，近十多年来在各地做弘儒学术报告和演讲累计达300余场。

富有师传精神，矢志于“撑两根硬骨，打一流平台，育天下英才”，广建现代儒家书院，周游讲学，提出并力行当代儒门师道七责“传道、授业、解惑、帮困、扶扶、劝诫、激励”，不遗余力提携后进、培养人才，为当代儒林事业培养德才兼备、未来可堪大用的贤英。 

富有治学精神，先后作为专家代表了出席国家文化部、山东省政府、中国孔子研究院“第一、二、三、四世界儒学大会”，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纪念孔子诞辰2560、2565周年国际学术会议”，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中国人民大学“第八、九届国际儒学论坛”，发表了《儒学发展五期说及其现代价值的展现》、《儒学的当代使命及其现代复兴之路》、《重建中华礼仪之邦 再造现代君子国度——兼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历史使命、定位和建设》、《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儒家三才之道与当代生态伦理建设》、《当代儒学的历史机遇与时代作为——兼论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到“尊崇儒学，携手百家”的历史选择》等40余篇理论厚实并极具现实实践指导意义的论文。

极富儒家情怀：他讲，“学、研、践、弘儒学，或许是我一生的使命。在有生之年，推动儒家复兴，全球遍建文庙和书院，在世界上真正挺立起当代儒家文化之精神大厦，让中国和世界受益，让儒家文化成为人类多元和谐文化大花园中一株美艳香溢的奇葩，是我最大的梦想和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