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传统经典之中具有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文化地位。但易之卦爻系统的抽象复杂及卦爻辞文言的古奥难解，使自古以来的千家解易皆是各言其是，各立宗旨，或重象数，或重易理，“二派六宗，相互攻驳”。不但如此，以现代哲学理性观之，自古以来的任何一家解易都没有一以贯之的解易原则，或无法将自己的解易原则贯彻到底，从而都没有对《周易》的卦、爻、辞文本实现一以贯之的哲学解读。故易学史虽然经典无数，却都存在着“惭、枝、游、曲”的根本问题，无法将《周易》理解和把握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究其原因，就是各家解易都没有实现“承诺推定法”所要求的“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统一，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这三个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是保证思维与理论正确性的根本原则。鞠曦易学就是以“承诺推定法”的三个承诺与推定的统一为根本原则对《周易》文本进行一以贯之的哲学解读，从而将《周易》哲学解读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哲学体系，实现对《周易》文本及整个易理解读的正本清源。

    以“承诺推定法”为根本依据，鞠曦易学在解易过程自然遵循着几个一以贯之的解易原则，这几个解易原则贯穿于鞠曦易学的易理解读之中，成为鞠曦易学进行易理解读的核心方法论，同时也是自在于《周易》哲学理路之中的认识论原则，亦是指导现实生命如何去存在的存在论原则，对于以现代哲学理性重新解读《周易》，真正实现对易理的当代理解与应用具有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以孔子之学解易

    自古解易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周易》的成书性质问题，虽然公认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但无人能将伏羲所画之卦、文王所系之辞、孔子作之传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楚地揭示出来，从而只能认为《周易》文本是一个合集，并不必然具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虽然自古以来的解易者在价值取向上也意图打通整个《周易》文本，努力将卦、爻、辞，经和传解读为一个整体，但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年代相去甚远，孔子思想虽存，伏羲、文王思想却是无文献可查，从而无法确知二人画卦系辞之本意，故在思想理路上无法将伏羲、文王、孔子的思想综合贯通，又怎能将《周易》的卦爻辞与经传系统贯通呢？故易学史中的每个解易者都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将伏羲的卦、文王的辞、孔子的传贯通起来，其结果自然是无人可以超越伏羲、文王、孔子的思想而将之贯通起来，从而只能局限于自己固有的思维视域与个体价值取向之中，对《周易》文本进行自以为是的理论解读，而这种解读因为没有理清卦、爻、辞，经与传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仍然是卦是卦，辞是辞，经是经，传是传，彼此无法贯通。因此造成易学解读中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分裂，《易经》与《易传》的分裂，甚至出现“经传分治”的问题，从来没有将《周易》哲学解读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那么《周易》文本真是没有统一逻辑，从而可以允许解易者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而随文赋义，任意展开仅仅属于解易者自我的易理解读吗？鞠曦易学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以自己的易理解读证明《周易》文本的卦爻辞系统与经传系统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内涵着孔子儒学的生命哲学体系，是孔子儒学的“性与天道”的系统表达方式。只是现代哲学的理性思维已经不能直接从《周易》文本的卦爻辞与经传系统中直接把握这一生命哲学体系，故需要对之进行符合当代哲学理性要求的思想外化。这一外化出来的《周易》哲学理论体系就是鞠曦的“形而中论”。

    鞠曦易学根据“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经、传文本进行系统的理论推定，揭示出《周易》经、传文本的逻辑统一性、理论系统性与体系完整性，证明《周易》文本的经、传系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系统完备的孔子儒学的生命哲学理论体系，从而《周易》才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承诺推定法”的规范下，鞠曦的易学解读已经不是其个体的私人话语，而是对自在于《周易》经、传文本之中的本体论、价值论、主体论及相应的思想逻辑、概念范畴、表达方式展开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推定，如此推定出来的理论成果就是对《周易》文本内涵的哲学原理的系统性理论外化，此哲学原理归属于《周易》文本自身，而不是鞠曦个人的“独创”，从而不是其私人性的、自以为是的理论构建。

    根据“承诺推定法”的“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原则，《周易》经、传系统首先统一于孔子的“作传解经”这一历史事实。因为《周易》文本由经、传系统构成，《易经》卦爻辞系统的作者据传是伏羲画卦，文王系辞，也就是说画出卦爻系统的主体是伏羲，而给卦爻系辞的主体是文王。而文王系辞之时必然要将伏羲所画的卦爻系统与自己所系之辞进行从形式到内涵的逻辑重组，从而文王系辞之后的卦爻与系辞已经是一个整体，具有了文王的思想逻辑，而此思想逻辑的整体统一于文王的创制，而不是统一于伏羲。故文王系辞之后的卦爻辞系统已经发生了主体论的转换，虽然最早的卦爻系统是伏羲所作，但文王系辞之后的卦爻辞系统在理论进路上就已经归属于文王所作，而不能再归属于伏羲所作了，从而在理论进路上可以将整个卦爻辞系统都视为文王所作。同理，《易传》是孔子为解《易经》而作，在正常的理论进路上，《易传》与《易经》必然是一个理论整体，且孔子又言“吾道一以贯之”，其对经、传系统的思想阐释亦必然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构建。而这一经、传统一的《周易》文本系统是由孔子完成的，而不是由画卦的伏羲或系辞的文王完成的，从而整个经传系统的逻辑统一性已经统一于孔子的思想系统之中。故《周易》文本之中虽然保留着伏羲所画之卦与文王所系之辞，但此卦爻辞系统已经贯通于孔子作传解经之后的思想逻辑之中，已经打上了孔子的烙印，与孔子的《易传》融为一体，从而在理论推定的主体论上已经归属于孔子的创制，而不再归属于伏羲或文王。故在“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上，对《周易》文本的理论解读之中已经不必再强调伏羲画卦与文王系辞，可以将之与《易传》作为一个整体都看作是孔子所作，从而可以将《周易》文本解读为归属于孔子儒学的完整体系，避免造成经传分裂，甚至经传分治的错误问题。

    当将作易主体推定为孔子，就可以将整个孔子儒学思想体系作为解读《周易》文本的思想背景与理论地平。故鞠曦易学的根本原则就是“以丘知易”，以孔子之学解易，通过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来实现对易理的理解。这就给《周易》的文本解读找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起点，此起点奠基于孔子的现实生命与学术思想之中。故可以将易理与孔子的生命轨迹及整个儒家思想相互映照，相互验证，使易理的文本解读在一般性的理论阐释之外找到现实的根据和证明。

    但以孔子之学解易必然面临着另一诘难，那就是孔子之学不也是一种私人话语吗？凭什么要以孔子的思想与生命实践为依据去解读易理呢？即然可以以孔子之学解易，为什么不可以以“我”之学解易？孔子有解易的权威，为什么“我”不可以有解易的权威？易学史中的各家解易者不也是从自己的思想与生命实践出发来解读易理吗？何以要独尊孔子呢？尤其在推崇批判与创新精神的现代学术面前，以孔子之学解易似乎具有思想迷信的学术盲目性，从而需要进一步的特殊说明。这里首先需要明晓什么是孔子之学，以及孔子之学与中国思想学术史之间的关系。如果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孔子之学，也就能够合理定位孔子的思想史地位，进而理解孔子之学的学术性质并非孔子个人的私人话语，而是代表和承续中国传统文化道统的公共话语，对孔子之学的尊崇，实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道统的尊崇。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发展史中，孔子及其儒学具有中流砥柱的地位。与西方文化具有“希腊文明”与“西伯莱文明”二个源头不同，中国文化在其根源之处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中华道统，但到孔子之时已经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时代，孔子面对百家分裂，道统即将不明的文化现实，相信“天之未丧斯文也”（《论语·子罕》），起而担当道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述而》），编订“六经”系统，以承续古之斯文。故孔子之学不是其私人创制，而是对上古文化道统的直接传承，故言“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里仁》），而其余诸子百家之学正如庄子所言，皆只得“道之一隅”，使“道术为天下裂”，皆不足以承担中华文化道统的重任。故孔子之学即为中华文化道统之学，对孔子的尊崇就是对中华文化道统的尊崇。故以孔子之学解易，就是以中华文化道统解易，而易作为群经之首，亦是中华文化道统的核心载体。孔子之所以“老而好易，韦编三绝”，就是因为《易经》承载了中华文化上古之道，孔子才要以作传解经的方式阐释之，承续之，故以孔子之学解易才符合《周易》的成书性质。以孔子的现实生命观之，孔子一生亦是行道的一生，最终达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可知孔子生命已达于至道，故可将孔子之生命、孔子之学问、中国文化之道、《周易》经典统合而为一，相互印证。故以孔子之学解易，才符合易道宗旨，才能将《易经》与《易传》解读为一个整体，解决易学史“惭、枝、游、屈”的根本问题。

    二、以生生之道解易

    自古解易的第二大问题是无法将《周易》的经、传及六十四卦系统进行一以贯之的系统解读，其原因除去前文论述的成书性质问题之外，更根本的就是解易者在对《周易》的经、传系统，尤其是六十四卦系统的解读之中无法发现可以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及其本体论支撑。根据“承诺推定法”，任何可以自恰的思想体系都必须首先要具有“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而易学史中的诸家解易多是随文赋义，也就是对《周易》文本的卦爻辞与易传文本进行翻译性解释，而不是找到其本体论依据与内在逻辑，以对之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思想解读，从而将《周易》的篇章结构及所表达的哲学思想碎片化、歧义化，没有统一之逻辑。

    正因为每个解易者都没有坚实的本体论依据与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结果只能是私加己意，对《周易》文本进行自以为是的理论解读，或重象数，或重义理，从而造成“二派六宗，相互攻驳”的易学史乱象。而在这一混乱的易学史发展历程中，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易学解读的无逻辑性与非体系性，多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又为多人合篇而成，自然不具有统一的逻辑性与思想体系性，从而在学术价值取向上就不将《周易》作为完整系统的经典文献看待。而对现代人的哲学理性而言，《周易》文本的卦爻符号的抽象性与系辞文言的古奥性已经难以理解，再加上整个文本的无逻辑性与非体系性，就使《周易》文本难比天书，甚至蒙上了神秘主义色彩。

    鞠曦易学按照“以丘知易”的原则，以“承诺推定法”对《周易》文本进行一以贯之的系统解读，将《周易》文本自在的思想逻辑与孔子作传解经的历史事实相统一，解读出（或称提炼出）《周易》哲学所内含的归属于孔子儒家思想体系的生命哲学体系，即“形而中论”。“形而中论”是对自在于《周易》卦爻辞与经传系统之中的生命哲学体系展开的可以被当代哲学理性思维理解和把握的哲学性外化。也就是说，“形而中论”并不是鞠曦的私人创造，而是《周易》哲学自在的哲学原理与思想体系，只是此哲学原理与思想体系在孔子那里是通过作传解经的方式，通过卦爻辞与经传系统的结合来表达的《周易》文本；而在鞠曦这里则是通过当代哲学的理性话语方式表达的“形而中论”。具体说来，这一由“形而中论”表达的《周易》哲学体系就是以“易道生生”为本体论根据，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终极价值追求，以“形而中”的“中道”为认识论方式，在“形而上者谓之道”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存在论认知中展开“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生命逻辑。

    理解一个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其本体论依据，当我们确定了《周易》哲学以“生生”为本体，就有了对整个易理进行解读的核心基点，对《周易》的卦爻与经传系统展开以生生本体为核心的一以贯之的哲学解读，从而为以当代哲学理性思维重新解读《周易》找到了根本路径。整个六十四卦体系都是对此生生之道流行于某种生命存在境遇之中的存在论演绎与描摹，意在警示主体之人如何趋利避害，避损行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鞠曦易学的又一解易原则就是以生生之道解易。生生之道给出了易，故有“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生生之道又给出了人，故有生生之道命之于人而成之“生命”；易为人所作，又与人一样皆由生生之道给出， 故易道即为生命之道。从而《周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内含着“形而中者谓之人”与“形而中者谓之卦”的理论推定，这是“形而中论”的核心命题，揭示出《周易》六十四卦体系演示着生命流行的生生之道，每一卦都是对某种生命存在状态与境遇的存在论描摹，每一爻都是对生命发展与演化的某种变易情形的存在论演示。

    而整部《周易》哲学演绎的生命之道是如何表达的呢？那就是由“损益六卦”所揭示的生命发展与演化无可逃脱的“损益之道”。具体说来，就是由“恒—既济—损”构成“损道三卦”，揭示了人之生命顺行天道而“损”于生命的过程，最终由“否”卦揭示损道害于生命的性质；由“咸—未济—益”构成“益道三卦”揭示了人之生命自觉逆行天道而“益”于生命的过程，而由“泰”卦揭示益道利于生命的性质。而《周易》哲学的价值承诺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表达在具体的哲学理路上就是通过“易逆数也”（《周易·说卦传》）的方式最终承诺着避损行益的价值追求。而整个六十四卦体系都是以此生命自在的“损益之道”为核心而展开的生命哲学体系，此生命哲学体系用现代哲学理性语言表达出来就是鞠曦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形而中论”就是对《周易》六十四卦系统内含的生命之道的当代哲学性外化。按照“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周易》文本是孔子以作传解经的方式表达的生命之道的经典表达形态，而“形而中论”则是鞠曦以现代哲学的理性话语方式表达的生命之道的当代表达形态。

    知道了《周易》哲学的生生本体，明晓了六十四卦之中贯通着统一的生命逻辑，而此生命逻辑自在的演化为顺损逆益的“损益之道”，就已经挺立起了整个易学原理的核心骨架。具体到每卦六爻之中，“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 （《周易·系辞》），每一爻不过是对生命损益之理具体而微的存在论展开与演示。如此解易，整个六十四卦系统就是一个动态的生命流行体系，而不是西方哲学那种形式化的抽象逻辑演绎，而是生生不息，动态流行的生命逻辑，也就是“易”。而此“易”不是盲目、任意或无根据的变易，如何在这种生命的变易流行之中避损行益才是“易”哲学的精髓。将此生命的损益之道与避损行益的价值追求贯通于每一卦、每一爻的易理解读之中，就可以将每一卦、每一爻的“象、数、理、义”一以贯之于“易道生生”的生命逻辑之中，给出系统完整的易理解读。因为生命本身是统一的，从而由易道所揭示的生命之道亦必然是统一的，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就是对这一生命之道的命题式表达。不解《周易》哲学内含的生命损益之道，就不能将孔子的生命之道与《周易》文本一以贯之，从而发生“惭、枝、游、曲”的易学根本问题。

    首先，以生生之道解易在本体论上使生生本体与《周易》卦爻系统内含的生命逻辑统一起来，并贯穿整个六十四卦系统，实现了《周易》哲学的“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其次，以生生之道解易使《周易》哲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论追求获得了生生本体的支撑，可以直接指导现实的生命运动，具体表达为由“损益六卦”所揭示的损益之道与如何避损行益的具体生命指引，使《周易》哲学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再次，以生命之道解易在主体论上可以与孔子的学术与生命结合起来，用孔子的生命境界与生命实践，用孔子的儒学思想来辅证易理的解读。而对当代的易学解读而言，则可以与当代人的现实生命，尤其是解读者自身的现实生命结合起来，在实现正确的易理解读的同时，现实的引领当代人的生命，避损行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三、以六爻成效解易

    自古解易的第三大问题是对卦爻辞的解释多是随文赋义，没有统一的逻辑标准，从而形不成系统化的哲学思想体系，使《周易》哲学无法形成可以为现代哲学理性思维所理解和接受的体系化哲学形态。上文已经论述《周易》哲学的六十四卦体系内含的统一逻辑是由生生之道流行于天地万物与人之生命而自然演化生成的生命逻辑。此生命逻辑在孔子的易学构建中已经表达为卦爻辞与经传系统互证的表达形式，而以当代哲学的理性思维已经无能直接理解孔子作传解经后形成的经典（原始）理论表达形式，故需要当代的哲学理性将内在于《周易》卦爻辞与经传系统之中的孔子易学的生命逻辑进一步外化出来，表达为一种可以为当代哲学的理性思维理解和接受的理论表达形式，这就是鞠曦易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亦是其解易的根本原则之一——“六爻成效”。

    何为“六爻成效”呢？顾名思义，即是《周易》每卦六爻所具有的效用，但这还只是表层的理解，在本质的层面上，“六爻成效”是由生生之道流行于天地万物与人之生命而自然展开的运行轨迹，从而具有根源于生生本体的本体论意义，规制着天地万物与人之生命的变化流行，从而一卦六爻以其不同的效用演化出生命流行的不同发展阶段与存在状态，使主体之人可以观卦辩爻，以其爻效作为直接的本体论根据解读爻辞与爻义，以指引现实的生命运动与实践，从而“六爻成效”就成为鞠曦易学解易的又一个根本原则。

    在“六爻成效”的易学原理之下，《周易》六十四卦体系的每卦六爻都遵循着同样的生命逻辑，此生命逻辑具体展开为每卦六爻所具有的不同效用：初爻之效为“动”，二爻之效为“齐”，三爻之效为“见”，四爻之效为“悦”，五爻之效为“劳”，上爻之效为“成”，即每卦六爻展开的生命逻辑就是“动——齐——见——悦——劳——成”。还可以将此“六爻成效”理解为天地万物与人之生命发展演化所必然经历的六个阶段，六个阶段具有相应的六种性质，呈现出相应的六种效用。此六种效用不是西方哲学那种抽象的形式逻辑，也不是那种被黑格尔自认为非常了不起的辩证逻辑，因为“六爻成效”不是思辨的产物，而是自在流行于每个人的现实生命之中，只有通过生命的觉解（悟性）与生命的自我操作（修道）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的生命逻辑。

    “动——齐——见——悦——劳——成”这样一个生命逻辑的具体内含及其文本依据何在呢？鞠曦易学以《说卦传》为核心，以“承诺推定法”将《说卦传》阐释的易学原理与卦爻辞系统进行一以贯之的理论推定，在《说卦传》的文本依据中直接解读出“六爻成效”的易学原理，再将此易学原理贯通于六十四卦的卦爻辞系统之中，从而可以证明“六爻成效”的易学原理自在作用于六十四卦系统之中，是孔子解易的基本原则。

    “六爻成效”的直接文本依据是《说卦传》第五章：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段是以八卦言天地万物消长变化之理，“帝”者，非宗教信仰之上帝，而是哲学存在论上能够使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并能够现实地去存在的力量，也就是生生之道的发用流行，即为《周易》哲学的生生本体。此生生之道的发用流行用卦理来表示就是“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也就是说，以八卦之理言天地万物的生生演化，从“震”初始，经“巽”、“离”、“坤”、“兑”、“乾”，以“艮”终结，相对应的具体演化运动就是“动——齐——见——役——悦——战——劳——成”的过程，而其中乾坤二卦为“易之门户”，乾坤之理贯通于诸卦之中，即乾坤所具的“战”、“役”之理实乃贯通于事物发展的终始过程与所有阶段之中，故此生生之道行于万事万物之中具体表现为六个发展阶段，用卦理来表示就是“震——巽——离——兑——坎——艮”六卦作用于“乾”、“坤”二卦的支配之中，用效用来揭示就是“动（震）——齐（巽）——见（离）——悦（兑）——劳（坎）——成（艮）”作用于“战”、“役”的支配之中。即然生生之道流行于天地万物，则此六卦所具有的六效及其所代表的六个阶段就在哲学存在论上具有本体论地位，具有普遍有效性，即无论是天地万物的存在，还是人之生命的存在，其发展过程无不在客观上经历着“动——齐——见——悦——劳——成”的发展历程与效用表现。而“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周易·系辞》），一卦六爻的变动就是在描摹此生生之道于万物流行之中所展开的六个发展阶段及其变化，故每卦六爻的每一爻都必然对应于相应的事物发展阶段与具体效用，即初爻效用为“动”，二爻效用为“齐”，三爻效用为“见”，四爻效用为“悦”，五爻效用为“劳”，上爻效用为“成”，鞠曦易学名之为“六爻成效”。

    而“六爻成效”的易学原理一经提出，就可以作为我们现实生命的指导原则，因为“六爻成效”是直接由生生之道给出的生命演化逻辑，不是思想的造作，不是思维的事情，而是存在的事情，是生命的事情。每个现实生命都自在的展开为“动——齐——见——悦——劳——成”的发展历程，不管你是否明白与知晓这一原理，生命都是如此自在的演化着。主体之人应当自觉把握这一生命发展的自在逻辑，努力获得生命的增益，避免生命的损害，表达在《周易》的文本之中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论追求以及由损益之道所揭示的如何实现避损行益的方法论指引。同时，这一“六爻成效”原理亦可成为我们解易的根本原则，《周易》的“六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都应当在“六爻成效”的基本原理之下展开解读。鞠曦易学就是以“六爻成效”根据将《周易》成书的整个篇章结构、经传系统、六十四卦体系解读为一个整体。尤其在每卦六爻的具体解读之中，“六爻成效”的基本原理使每一爻的义理解读都获得了直接的本体论依据，使一卦六爻的解读在“六爻成效”原理的规制下统一于由“生生”本体给出的生命之道，最终使《周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系统获得了统一的生命逻辑与现实的本体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