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之五：生活儒学

 考之当代儒学发展史，主张儒学关注生活、走向生活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儒者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都对儒学提出了生活化的要求。余英时认为，在历史上，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主流，在于它的建制化，而儒学的“建制”自明清以降便走向解体，至晚清则基本上不复存在，所以儒学的现代出路恰恰在于“日用常行”领域，在于日常人生化，因为只有这样，儒家就可以避免建制而重新产生的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问题。而且，儒家如要对自身的智慧落实有所交待，也必须面对现代社会所提出的问题。[35]在余英时看来，儒学不再可能建制化，所以儒学的出路只有在“建制”外去寻找，“建制”外所寻找的结果就是日常生活化，而且，儒学由精英走向大众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所以，如果希望儒学未来还有所作为，那么就应该考虑它的形式，何种路径才是儒学继续走下去的希望。霍韬晦认为，第三代新儒学如果真的要突破前人，有自己的建树，他们的工作便不能以学院自限，或单从事观念层面的建构，而要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寻求体检，从生命和时代的存在感受中发掘资源，这样将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对历史文化有更大的贡献。儒学的智慧，就是以知识来指导行动，以行动来成长生命，进而体会生命自身的要求。[36]

儒学生活化看来是不可避免，那么儒家思想自身有无“生活化”元素呢？龚鹏程给予了肯定回答。他指出，儒学本来是上下一贯的，故孔子论仁，辄在视听言动合礼处说，但后世儒家越来越强调形而上谓之道部分，忽略了视听言动衣食住行等形而下谓之器部分。孟子所谓大体、小体之别，并不是教人只修大体而歧视小体（养形），养形也很重要。明清以降，社会上出现的反礼教、反道学的言论，也是由于后世儒者能在生活上体现礼乐之美。因此，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儒家政治哲学重在政，政者，正也，讲的是君主风化教养百姓，以使其安居乐俗。[37]在龚氏看来，生活儒学的应该性可由两方面得到说明：第一，儒学的本来结构就是上下一贯的：儒学既有形而上的部分，也有形而下的部分，既有“道”的部分，也有“器”的部分；第二，由儒学发展历史看，明清以降，之所以出现反道学、反礼教的言论，正说明儒学关注生活、走向生活之必要。而且，生活儒学不仅是儒学本有特质，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也有价值：“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家在社会生活种全面复活起来。”[38]李承贵认为，生活儒学实际上是儒学的一种内在性要求，因为儒学对公共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为重视。在公共生活方面，儒学致力于协和生活，使生活秩序井然，所谓“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父和妻柔”；在物质生活方面，儒学重视物质生活的丰盈，强调物质生活的基础地位，所谓“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学重视精神、情感生活的提升，所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公共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儒学所关注所追求的，儒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生活型学问。而且，生活儒学对于儒家思想的开展具有特别意义：一是儒家思想资源能获得更积极、更健康的更新；二是儒学生存、发展的空间会得到空前提升和扩展；三，儒学的价值会有真正的落实。[39]

可见，“儒学生活化”也是当代儒学的自我诉求。具体表现为：第一，从“生活”的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开掘、整理和呈现。如龚鹏程所呈现的是儒家思想的“生活原则”、“生活要求”和“生活行为”。第二，从“生活”的角度对儒家思想的价值进行诠释和评估。如霍韬晦认为儒学的价值需表现为草根化、大众化；龚鹏程认为，儒学本来就具有营养生活、建构生活的功能。第三，从“生活”角度揭示儒家思想的特点。龚鹏程指出儒学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兼顾的学说；李承贵认为儒学在学问类型、为学风格和最高追求上都表现出生活化特色。第四，把“生活”作为儒家思想开展路径和价值落实的方式。余英时认为，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落实其价值，生活化是唯一途径；龚鹏程认为，只有生活儒学才能使儒学由道德实践走向生活实践、社会实践。李承贵认为，生活儒学不仅有助于儒学价值的实现，而且可为儒学的生长开辟广阔路径。如此，我们将20世纪初以来从“生活”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阅读并呈现、对儒家思想的价值进行评估、揭示儒家思想的特点、实现儒家思想的价值，将“生活”作为儒家思想存活、开展的方向，且具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规模性、主体上的群众性的由生活角度定位儒学的主张和实践，称之为“生活儒学”。

五种形态的意蕴

 如果说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有什么主要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就是由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等五种形态构成了儒学生存、发展的基本格局；儒学正是通过这些形态展示着自身的魅力，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延伸着自身的生命。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此五种形态是否内含着值得进一步显发的意蕴呢？

其一，五种形态所反映的是时代实践对儒学价值的多元要求。儒学何以在当代中国出现内容、作用明显有别的五种形态？最合理的回答可能是时代实践的要求。翻开一百年余年的中国史，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中，中国人的心灵一直被敲打和撞击着，人无所依，心无所安，精神世界一片迷惘。个人精神的寄托和民族精神的凝集之需要， “宗教儒学”的需求自然提了出来。儒学的政治诉求本来就内在于传统儒学中，所谓“外王”就是要有所作为，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20世纪初以来，西方政治文明的进入，中国政治在理念和制度上相形见拙，所以“政治儒学”的提出，一方面是对儒学“外王”的现代期盼，另一方面是对政治理念和制度的现代化诉求。在与西学交锋中，儒家学者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儒学若要与西学交流、对话，让儒学进入西方学术思想界，必须在话语形式上进行改变和调整，也就是使儒学哲学化，而且这是必由之路。因此，“哲学儒学”主要是对儒学的哲学理论形式、思维方式提升的渴望使然。20世纪初以来，一方面，伦理秩序混乱，道德水准滑坡；另一方面，西方道德伦理又在中国尽显风采。如此，对儒学的伦理价值诉求，一方面来自社会历史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身价值独特性论证之需求，“伦理儒学”也就应运而生了。然而，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无一能离开生活，因为儒学的宗旨是服务生活、提升生活。然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儒学却离生活越来越远，而儒学要在现代社会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就应该回到广大群众中，与生活融为一体。由此，“生活儒学”则是希望儒学在生活中有所作为，将儒学价值体现于生活中。可见，儒学五种形态的形成，本质上是时代实践对儒学的价值要求使然。

其二，五种形态所反映的是儒学发展多元化走向。既然儒学的五种形态的形成根源于时代实践的要求，是时代实践对儒家思想价值多样性要求使然，这就意味着儒学多元化走向已是儒学开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儒学五种形态本质上也是儒学在当代背景下寻找出路以求得新开展的努力和方式，并实在地承担起了传承、发展儒家思想和实现儒家思想价值的使命，因而儒学多元化走向不是儒学生命的衰竭，而是儒学生命的复苏，对儒学的现代开展而言是有利的。进一步说，儒学五种形态既然是为了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对儒家思想展开的多种诠释之结果，这就意味着儒家思想通过这种诠释会在价值上表现出更强、更普遍的适应性；既然儒家思想可以通过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等形态将自身价值的丰富性表现出来，而且可以使儒家思想实现由特殊到普遍的转换；那么，儒学开展的多元化走向实在是儒学自我生存的重要路径。如此，儒学五种形态也就警示着当今的儒学研究者们：不宜将不同儒学形态的主张者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应将不同儒学形态的主张者视为别有用心、痴心妄想，更不应简单地将他人发展儒学的努力判为某种政治阴谋。《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学五种形态的形成正是儒学这种宽容、平等、和谐、共生思想的现代体现。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平等、包容、肯定之积极健康的心态，将儒学五种形态视为儒学生生精神的体现、视为儒家学者对儒学发展的热情和智慧。

其三，五种形态所反映的儒学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继承创新。儒学的开展是与传统决裂，还是回归传统？抑或立足传统、开创未来？儒学五种形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继承传统、开创未来是儒学开展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五种形态都遵循了从古典儒学中寻找根据的路径。宗教儒学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自觉地回到古典儒学中寻找“宗教”元素；政治儒学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自觉地回到古典儒学中寻找“政治”元素；哲学儒学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自觉地回到古典儒学中寻找“哲学”元素；伦理儒学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自觉地回到古典儒学寻找“伦理”元素；生活儒学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自觉地回到古典儒学中寻找“服务生活”元素，由此，古典儒学中的宗教、政治、哲学、伦理、“服务生活”等方面的资源、智慧和价值被开掘、被继承下来。但是，五种形态都是面对现代社会挑战才形成的，也就是说，五种形态的儒学都是立足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和要求而对古典儒学进行的开掘、改造和创新：宗教儒学包含了对古典儒学中宗教元素的继承、整合和创新；政治儒学包含了对古典儒学中政治元素的继承、整合和创新；哲学儒学包含了对古典儒学中哲学元素的继承、整合和创新；伦理儒学包含了对古典儒学中伦理元素的继承、整合和创新；生活儒学包含了对古典儒学中服务生活元素的继承、整合和创新。所以我们说，五种儒学形态向我们展示的儒学发展原则是：继承传统的儒家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创儒学的未来。

其四，五种形态使儒学的价值、特点及不足的多样性呈现出来。儒学五种形态从宗教、政治、哲学、伦理、生活等角度将儒学的价值、特点及不足呈现出来。首先，五种形态的形成和开展，使儒家思想在宗教、政治、哲学、伦理、服务生活等方面的价值凸显出来，这些价值包括儒家思想中本有的价值和根据五种形态各自特点引伸出来的价值。比如，儒学在宗教上具有生命安顿和凝集心力的价值，在伦理上有协调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在政治上则有“将历史必然趋势造成的公与不争推上道德的自觉，从而成为民主主义的根基”之价值。其次，五种形态的形成和开展，使儒家思想在宗教、政治、哲学、伦理、生活等方面的的特点凸显出来。比如，儒学在政治的上特点是“德化的治道”，或“治者与被治者是德相与关系”，而在伦理上的特点有乐观性、实用性和必然性。最后，五种形态的形成和开展，也使儒家思想的缺点由宗教、政治、哲学、伦理、生活等角度显露出来。比如，儒学在政治上有“解决问题由上而下思考”之不足，在哲学上有“缺乏现代哲学表述形式”之不足，在伦理道德上则有“诱发奉行多种道德标准”之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纠正、补救方式。因此，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既是对儒家思想的价值、特点和缺点的全方位的凸显，也是对儒家思想的新的整合和完善，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其五，五种形态对儒学由古代向现代转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古代儒学内含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但这种资源只有转换成现代形式，才能服务于现代社会。儒学五种形态在这方面无疑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首先，儒学的五种形态使儒学在知识形态上实现着由古代到现代转换。宗教儒学是根据宗教学知识对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宗教知识元素进行分类和整理，使之转换成现代宗教知识；政治儒学是根据政治学知识对古代家思想中的政治知识元素进行分类和整理，使之转换成现代政治知识；哲学儒学是根据哲学知识对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哲学知识元素进行分类和整理，使之转换成现代哲学知识；伦理儒学是根据伦理学知识对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知识元素进行分类和整理，使之转换成现代伦理知识；生活儒学是根据服务现代生活的要求对古代儒家思想中的“生活知识”元素进行分类和整理，使之转换成服务生活的知识。因此，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的形成，实际上在知识形态上实现着古代儒学向现代儒学的转换。其次，儒学的五种形态使儒学在思想上实现了由古代到现代转换。我们看到，儒学五种形态中，无不渗透着儒家学者对古代儒家思想进行诠释、创造的智慧，而儒家学者的诠释、创造活动无一不是以现代人类实践为背景的。也就是说，正是现代儒家学者立足于现代人类实践所展开的对古代儒家思想的诠释、创造活动，使儒家思想实现着由古代向现代的转换。比如，在宗教儒学中，将儒家思想中的宗教元素诠释、改造为“人文宗教”；在政治儒学中，将儒家思想中的政治元素诠释、改造为“民主政治”；在伦理儒学中，将儒家思想中的伦理元素诠释、改造为“公民伦理”。因此可以说，儒学五种形态的形成，也意味着儒家思想实现着由古代向现代的转换。最后，儒学的五种形态为儒学实现由古代向现代转换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式。既然儒学五种形态在知识形态上、在思想上都使儒学实现着由古代向现代的转换，那么，这种转换实践本身及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儒学未来开展的参考，使儒学在未来的开展更为顺利、更富成效。

总之，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不仅反映了儒家学者对儒学自身命运的深沉忧虑，也体现了儒家学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而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是他们释放这种忧虑和落实这种关怀的具体实践。在这场波澜壮阔而又艰难困苦的实践中，儒学在被赋予全新、重大而庄严使命的同时，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价值，因而这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儒学的自我调适和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

[1]《儒教及其意义》，《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第六卷，香港孔教学院2004年出版，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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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9-37页。

[16]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02-210页。

[17]冯友兰：《绪论》，《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18]《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19]《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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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唐君毅集》，第81页。

[27]张君劢：《儒家伦理学之复兴》，《儒家伦理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113-121页。

[28]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张岱年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5-65页。

[29]何怀宏：《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述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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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张君劢：《儒家伦理学之复兴》，《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第113页。

[32]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张岱年选集》，第355-365页。

[33]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34]刘清平：《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儒家伦理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468页。

[35]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1页。

[36]霍韬晦：《世纪之思：中国文化的开新》，香港法住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37]龚鹏程：《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2003年，第201页。

[38]龚鹏程：《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2003年，第203页。

[39]李承贵：《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方向》，《新化文摘》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