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离这样的理想还相差甚远，但是只有树立这样的理想，才能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开创永久基业，才能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⑧]这样的思想，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是这样表述的：

　　孟子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

　　今天的中国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甚至东亚一些国家的媒体的批评多矣。这些批评有的是有关于中国缺乏人权与民主的，有的是有关中国人性格和习惯不好的，有的是有关中国官场腐败和行政系统，有的是有关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其中误会和偏见固然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证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还离文明、进步的理想相差甚远。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孔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孟子·公孙丑》），以及有孟子“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的信念，那么，“夷夏之辨”正是促进中国全面反省自己社会的问题，并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国家，使之逐步走向进步和文明的、儒家式文化原则。

　　其次，儒学中另一个极富生命力的思想就是“王霸之辨”。不少学者研究指出[⑨]，儒家的王道思想可直接引伸为主张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包括学术自治、宗教自治、家族自治、地方自治等等，还包括政统服从道统的特征。我们相信，儒家的王霸思想，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说：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同样是每一个现代人“尽性”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尊重行业自身的逻辑，才符合人性发展的内在需要；只有人们在行业传统中安身立命，即感受到职业的神圣感与尊严；只有行业规则不遭外力人为破坏，才有可能符合人的天性，让人性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因此，今天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正名”的需要，即铸造行业传统，实现行业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让行业从业人员感受职业的神圣感与尊严。

　　必须指出，孟子的王道理想是其性善论的自然延伸。性善论强调“尽心”、“知性”、“养性”、“事天”这一过程，它的精神实质是相信人性的自主能力，并以人性的自我实现为目的。性善论之所以反对霸道，是因为霸道不相信人性有自主能力，霸道假定了人需要靠某种外在的权威和力量才能成全自身，把人拖进一个由外在力量强加的框架。而所谓“仁政”，并不是如现代人所误解的那样、强调国君要对人民“施恩”，而是强调发挥人的内在本性，让每个人的自主性真正调动起来。[⑩]

　　孟子性善论的必然结论是尊重行业传统的独立性，与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完全一致，原因有二：一方面，就每个行业而言，只有尊重行业自身的逻辑，才能让人们实现自身的潜力，才能最大限度的让人们“尽性”。 另一方面，从性善论的基本精神出发，可以自然引伸出这样的信念：只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均能在其行业中“尽性”，即可达致“天下大同”。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担心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会导致“天下大乱”，只要尊重行业逻辑和社会自身的规律，即可实现天下大治。极权和专制在这里找不到藉口。这说明：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以及捍卫职业的神圣感与尊严，是符合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的，也让我们对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有更新的认识。

　　今天的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呢？我想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抽象名词统治百业的价值混乱之后，中国目前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莫过于重建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行业自治与理性化的重建，也同时是无数人在本行业安身立命之本的建设，人们可以从职业的神圣感和尊严中找到自身价值的落脚点。应该认识到，今日中国社会人心混乱、浮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不知如何在职业行为中寻找人生价值的正确定位，人们从小被教育为一些抽象的名词和象征符号（如国家、民族、人民、正义、真理等等）而奋斗，而不知道怎样把自己塑造成为人，特别是怎样在具体的职业行为中找到个人的神圣感和人性的尊严。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工高度发达、职业分化日益精细的时代，人们如何在自己的职业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关系着其一生的幸福和命运，因为每个人都是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他们人生价值的一大部分来自于专业的选择、职业的追求。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人们不懂得“尽其性”，即事业的追求不能朝着使自身人性得到充分、全面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悲剧。换言之，朝着尽其性的方向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做自己喜欢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职业神圣感和个人尊严的体认；这一方向的必然结果就是行业的自治和理性化。所谓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在本文中包括行业传统的独立，专业行为自身不受专业之外价值的支配，以及职业的神圣感与尊严等。

　　今天，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中国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未来的中国也许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是成为强国，并不等于成为一个真正文明、进步的国家。成为一个真正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前提就是，行业传统空前发达，行业的自治和理性化得以确立；我们不仅有“领导”和“官员”，更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企业家、法官……；我们不仅有经济的腾飞、政治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更有尊严的保障，个性的展示与潜力的发挥，以及人格的全面发展……而这一切，难道不需要以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为前提吗？

　　第三、中华文明的形态问题。以狄百瑞、杜维明、安乐哲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现代儒家学者都倾向于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现代意义。[11]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未来世界的“大同”理想并不体现为各种不同文化的“趋同”（homogenization），文化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即人类文明的多极化发展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正确方式。此即《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以及孔子等人所谓的“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另一方面，各个文化又可以以自己的特殊路径为人类大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因为每个文化的路径各有短长，因而可以互补共存，相互学习。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走的将是一条“非形式主义”的道路。所谓非形式主义，指反对形式化的、非人情化的（impersonal）“规则至上”，认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是一种介于规则与人情之间的“传统”。“传统”是由一群人在一起形成的某种类似习惯、风俗之类的东西，它不象法律一样过份注重形式，但通过人心的力量对每个人构成约束。这不是说中国现代性不需要法治，而是说中国现代性的方向之一可能体现在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概念多年来一直被看成为衡量现代性的价值标准。无庸置疑的是，这些概念，以及自由主义，确实能够维护社会自治、促进行业的理性化。因为自由主义的信念之一，就是把对个人作为社会行为者（社会学中习称为agent/agency）——无论是作家、学者、教授还是工匠、商人……——即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自身作为目的，而不是单纯作为完成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格的基本尊重。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可能导致权利的被滥用；在东方文化中，由于没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个人自由的绝对化往往导致族群的冲突、人心的撕裂甚至社会的失序等问题。所以，我宁愿选择用儒家的术语——“王道”与“霸道” ——来表述我们的观念，我们发现：其实儒家的王道思想在今天可以解读为“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它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也许可以达成“殊途同归”的效果。

　　按照狄百瑞的说法，儒家礼学以互助、关爱、理解为伦理精神之核心，而不是一味强调权利。这是儒家传统中与西方自由主义所不同的东西，也正是这种区别，在狄百瑞看来最难能可贵，因为这种社群主义精神既吸收了自由主义的优点，又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不足。他认为，礼制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personalism，与individualism不同的是，它表达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以及对人格全面发展的追求，但认为这些并不是通过诉诸孤立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来达到，而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各自的社会共同体及其自然环境中实现的，所以才有益于社群主义。[12]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形态的独特性，和前面所谈中国文化追求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成为人类其他文化学习的风范和榜样这两者之间未必相互矛盾，前者是就事实层面立论，后者则是从规范层面立论。以《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之说来理解不同文化的道路，既承认不同文化道路的异，也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有默契、共通之处。文化道路之异是事实、现实，而文化理想、文化理念上之默契、共通是价值、追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一是从“夷夏之辨”即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出发，确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在于每一个人潜能、创造力与个性的发挥，人格尊严与正当自由的确保，以及人生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未来中华文明自信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长治久安的万年大计并非成为一个强国或超级大国，而在于追求以其社会生活的文明、进步程度引领人类文化的进步，成为其他文化纷纷效仿的模样。

　　二是“王霸之辨”出发，认识到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意味着社会自治传统的确立，政治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可随意干预社会和司法的太上皇，而是以尊重社会自治和行业传统为其基本原则；还意味着政治、经济、商业、学术、宗教、法律、制度等各个领域由贤能来主导，并通过铸造行业传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三是中华文明的形态，是一种以追求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尊重的社群主义生活为特点的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但不由自由主义和形式主义来统治的社会；其基本社会价值将不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等，而是仁、义、礼、智、信等。

　　这些是本人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容。

　　儒学复兴的希望在哪里？

　　我深信，儒学要复兴，就要从全球文化的高度来反思未来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位、中华文明的方向、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儒学的定位。正因为儒学的高度入世性格，要求今日儒者拿出史无前例的胸襟和气度来包容整个世界，尤其要从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关系的广阔视野出发来定位儒学的前途，只有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方向有了相当清楚的认知才能正确理解中华文明的位置和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许多儒学研究者对世界各民族的文明缺乏同情的关怀，对西方文明的内在活力缺乏应有的理解，整日怨天尤人，抱怨中国文化未受西方人尊重，学术研究也不自觉地陷入于论证中国文化传统多么“伟大”之上，使其学术研究沦为为狭隘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其根源则是内心世界缺乏精神的支柱和信仰，而对于未来中华文明的方向和目标根本没有信念，所以只能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中自说自话、自我陶醉和自我安慰。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来源于他们对于儒家经典的错误阅读方式。

　　根据本文前面几部分的讨论，我认为今日中国儒学复兴的道路可分三步走：

　　一是打扫战场、清理外围。即分辨清楚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儒学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关系，以及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从一百多年来的迷途中回归正道，具体说来就回归儒家自身的话语系统；

　　二是确立中华文明未来的基本框架。这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基本工作，其一是确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其二是认清未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方向特别是行业的自治理性化，其三是厘清未来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

　　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现代儒者。

　　儒学的复兴寄望于出现千万个“真儒”即现代儒家，其特点是自身的生活和生命来践履儒家的价值，并教书育人，培育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他们的人多了，儒学的传统自然就活了；他们的人多了，所谓的书院重建、现行教育体系改革等等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他们的人多了，我们自然不必担心所谓的“传统的现代化”问题了，也认识到所谓儒学体系建构、儒教国教化方案或上行/下行路线等等都会水到渠成，而不必在今日时机未成熟之时操之过急。而所有这一切，前提是必须恢复儒家自身的话语系统和传承方式。一个真正的儒者必须认识到：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极其发达，社会自主性空前加强，人们的自觉意识无比强烈的时代，一种真正对于诊治现代人的心灵有益的精神价值，必然会吸引无数人的目光，一定能得到全社会的拥护。问题主要出在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儒者，能符合当代人习惯的、最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表达儒家的做人智慧，让成千上万的人感受到儒家传统鲜活的生命力。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过去的历史上，儒学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的活力，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总是能从它的源头出发，找到对于社会方向、文明未来、人性进步、人生归宿以及文化价值等的丰富启迪。历史上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因而，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决不是为了“复古”，而需要从儒家的精神传统出发，分析今天这个时代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症结，告诉人们希望在何方，在荒凉的精神世界中发现精神、道德与信仰的种子，让流浪已久的灵魂回归家园。只有当今天的儒家学者能回答我们时代的一系列重大课题，给中华民族指明一条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让中华儿女重新找回安身立命之本，为中华文明开辟波澜壮阔的事业前程，儒学的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儒学能不能复兴，不取决于我们把它人为地拔高，而取决于我们能从传统儒学资源中发掘出多少鲜活的思想，对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出路真正有启发意义；还取决于通过读经典，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能激发出多少意义深远的思想灵感。我们不应当把儒学特别是自己研究儒学的身份当成一群人竞争社会资源和个人地位的资本，在这一潜在思想的驱动下人为地拔高儒学。今天，空谈如何改造儒学，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往往流于形式，变成一部分学者体系建构的个人嗜好，反而可能伤害到儒学的现代发展之路。因为儒家传统能不能被“激活”，依赖于我们在深入体会和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能获得什么样的新的启迪。

　　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儒学所走过的弯路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空谈所谓儒学复兴的任何方案，都可能流行形式和空谈。因为问题在于，时代不同了，儒学的智慧和传统如何能结合今日之需要而被激活，如何让儒学在现代人特别是普通人的生活中make sense的问题。多年以前，一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能用非常现代、非常中国的语言来“说”马克思，这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激活的最重要之道，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效途径。此条也适用于儒家传统的复活。

　　我们还应当认清，儒学的复活，对于站在内部说话的人来说，与站在外部说话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站在外部说话，说来说去，总难找到信心。从客观的眼光来看问题，都难免从外部社会效应上来说事。而且对于深受进化论世界观影响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一扯上现代化，就觉得儒家传统不可能大行其道了；一想到民主、科学，就容易觉得儒家过时了。但对于真正的儒者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在亲身的生命历程中体验到了儒家的精神，他们活生生的生命本身就是儒家现代意义的最好见证。他们能造就自身，也自然有信心造就出新的儒者来，同时也自然对儒学的未来意义有足够信心。

　　再回头谈一下儒学的现代意义问题。大体来说，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功能：确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

　　二是社会功能：（1）促进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2）以其文化精英主义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大众化、庸俗化、功利化、肤浅化作斗争。

　　三是个人功能：修身，诊治当代人疲惫的心灵。

　　除此之外，当代儒学若能复兴，还能对当代人的家庭生活、道德教育、社会风气改善等等发生强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需要在儒家正式传统恢复以后才能逐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