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儒学的历史功绩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据此，我们对于传统儒学的学术判断，亦可以“多一份思考”，择善而从之。儒学肇始于先秦，延续至今。在历史上，自西汉武帝崇儒，即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本文的问题是，传统儒学作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在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因而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奉？当下，我们又能从传统儒学中得到怎样的“成功经验”？
一、传统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从人类文明的视角看，与欧亚其他民族国家相较，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创造出耀眼的古代文明。本文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儒学的成功之处，表现出传统儒学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其一，一种思想培育出一个阶层构成社会政治的中坚。
依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强势的覆盖和反作用，这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政治长期发展和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养育出“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民间社会的领袖和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概括而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态中，士大夫阶层属于文化和政治精英，他们对下引导大众，成为基层社会的领袖；对上则参与和佐助政权，构成了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
据《士人与社会（先秦卷）》的研究，士人由武士嬗变而来，作为从事思想文化学习、研究与实践的专业人士，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选择了与国家政治体制相结合的生存路径。孔子开办私学，教授门徒，培养目标曰“学而优则仕”，其设计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生大体上尊奉了先师的教诲，战国时期的“成功人士们”亦为后世士人做出了表率。虽然经受了秦朝统治者的严酷打压，但自西汉开始，士人们就不遗余力地纷纷介入体制，成为官僚系统的主体。他们作为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凝聚着中华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精神，从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他们将这些文化内涵传续下来，成为帝王们构建帝国、延传权力、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的基础和依据。惟此，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
成功介入体制士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人流散在民间。其中不乏寒酸之辈，一些优秀成员则领袖基层社会，称为士绅。他们在地方上具有权威性，对地方事务具有引领主宰的导向作用。地方官府的治理功能，有些就是通过士绅来实现的。士大夫作为士绅的主体，作为民间领袖，起到了稳定秩序的作用。
其二，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
关于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评判，学界历来纷争不已。赞许者谓之“开明”，“民主（因素）”；否定者谓之“专制”、“集权”。如果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政治无非是体现着高度发达的政治理性而已，其政治本质与政治实践仍然是君主政治，而且这里说的君主政治的含义就是君主专制。
秦统一前，君主政治体制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以天下“共主”为中心的相对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如夏、商者是。秦统一后，形成了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这种政治体制内涵着的高度政治文明，集中体现为前近代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文官制度。无论汉代察举制，还是隋代起始的科举制，政治录用规范、严格，而且是面向全社会的。除了贱民或某些特定身份，在介入体制面前，人们几近平等。这样一来，君主政治就将人才选用的范围极度扩展，尽其可能将社会各个层面的有用之才罗致体制内。政治权力基础的扩大和选用人才程序之严格，使得统治集团得以比较长时期地保持其精英特色，保持着相应的统治能力和政治活力。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布衣可以平步青云，范进亦可以中举。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现和历史实践。
二、意识形态、政治认同与稳定
总括前述，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覆盖并反作用于社会，为社会发展与相对稳定提供了文化保障。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所特有的政治稳定功能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而言，社会稳定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的关键是政治稳定。就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政治稳定的表述往往集中在制度层面。本文认为，从中国历史的成功经验看，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不可或缺。其间的道理无非是说，人作为社会政治的主体，凡制度的构建与执行、运作，都与人的主观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即与社会政治主体的价值观、道德意识、政治认知与政治理念等等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就是说，维系社会政治的稳定，除了必须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运作程序等方面的合理与有效，还需要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理念、政治理念等方面具有正向稳定性，形成全社会的政治向心力和归属感。这里说的正向稳定性即表现为“政治认同”。
社会政治主体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对于身处其中的国家政治权威、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的认知、理解、赞同或支持，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选择。这一从认知到支持、追随的过程，就是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形成这样的结果，则是伴随着其生活与活动范围、年龄、阅历与人生际遇而逐渐达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经历文化整合与融通，亦即政治价值观、政治知识、政治理念的了解、吸纳和相信（或否定、反对）的过程。这显然就不仅仅是制度构建所能带动的，而是基于家庭、社区生活、学校教育、观念意识影响等社会化路径，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而完成的。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判断：社会稳定的关键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不只是制度构建和程序保障的问题——这其实只是政治稳定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决定政治稳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的普遍政治认同。达成政治认同的关键则是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价值系统的撒播与植入人心。也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通过文化传播的形式，亦即所谓社会化路径被人们认知、接受、拒绝、回避或者反对。只有当这套价值系统及其相应的政治理念、观念等等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并且认可，才有可能形成遍在的政治认同，从而使得国家政治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得以增强，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注入积极因素。
比较而言，传统中国儒家文化做到了这一点。诚如前述，儒家文化通过士大夫阶层将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价值系统及相应的观念撒播到全社会，化为民俗，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致使政治认同千百年来一以贯之，历史展示给我们的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和相对稳定发展。
三、本土化选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根基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以革命和继续革命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覆盖整个社会，其内涵的政治价值融贯于人们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实际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社会高度的政治认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带来的是共和国最初的积累与发展，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全社会的政治认同与稳定受到严重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定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当前，认清大局、大势、大事，特别是要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应对有力，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新的形势即新常态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需要重新整塑。其中的关键是要对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价值系统形成深层的学理论证。这一过程的达成，务须走一条域外文化本土化的路。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所言，我们“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这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塑需要历经优秀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文化整合，惟有经由政治文化的介入与融通古今，才会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构建奠定深厚牢固的文化根基。
习总书记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因之，对于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得以成功的经验，当然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其中道德理念、教化精神的优秀内容和思想传播路径，更是值得深思与发扬。
当代之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价值系统的支撑，进一步深化改革则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与引领，新常态下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也都需要人文的阐释和学理论证。既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那么，从传统儒学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何以取得成功的启示中，我们领悟到这样的道理：思想文化的“反作用”能够规训精英，启发公众，在培育社会中坚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学理性，从而逐渐增强社会整体的国家归属感和政治认同，为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构建最佳生态环境。
